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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珍妮特·伯罗薇 写作班能培养出作家吗?

2018年08月0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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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特·伯罗薇(Janet Burroway),美国小说家,目前在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艺术硕士创意写作课程。其作品包括小说《秃鹰》《生丝》(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沙桥》等,散文集《难忘的母亲》,诗集《物质商品》,儿童文学图书《巨大的果酱三明治》等。
图为保罗·安格尔(右)与其妻子聂华苓。美国是最早开设创意写作课程的国家,第一个写作班于1936年在爱荷华大学成立,安格尔即是第一批获得创意写作硕士学位的人。1941年,他谋得爱德华写作“工作坊”教职并主持工作长达25年,是美国创意写作班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人。
《小说写作》
作者:(美)珍妮特·伯罗薇 伊丽莎白·斯塔基-弗伦奇 内德·斯塔基-弗伦奇
译者:赵俊海 李成文
版本: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
本书由珍妮特·伯罗薇一人完成。但在重版的过程中,出版社在书中增加了大量短篇小说的节选,因此两个编辑的名字也被署在了作者栏中。
《大师的小说强迫症》
作者:约翰·加德纳
版本:麦田出版社(台湾)
2016年3月
约翰·加德纳(1933-1982),美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曾在多所高校开设创意写作课程,其最知名的学生是小说家雷蒙德·卡佛。后者对加德纳的教学评论是:作家的价值与技艺,是他用言教与身教教给我们的,在那一段重要无比的短暂时光逝去后,多年来我始终奉为圭臬。

  在国内,大量涌现的作家班让人感到困惑。写作是可以培养的吗?写作班对于写作者又能提供什么帮助呢。在7月底,为了参加“创意写作国际论坛”,美国作家珍妮特·伯罗薇来到了北京。作为曾经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伯罗薇已经在美国担任了30多年的创意写作教师,由她撰写的写作指导书《小说写作》已经更新了9个版本,成为美国使用最多的写作教材之一。然而,在翻开这本书后,里面的内容让人质疑,是否真的会有人按照这些指导去进行文学创作:

  “如果想让语言既生动又充满力量,你必须学会使用主动语态。”

  “最令读者失望的事情莫过于直接告诉他们,重要的事情已经在对话中发生了,却省去了具体的内容……”

  于是,带着这些质疑,我们在燕山大酒店见到了已经86岁的伯罗薇。她的身体不是很好,来到中国后一直喉咙痛,行走也不是很方便,靠宽大的盆骨支撑着全身的重量,随身携带着一个黑色坐垫。但她还是非常开心地回答了我的质疑,交流了许多对美国作家和写作的观点,并且提出了写作班应有的理想状态和中美写作班的不同之处。

  

  关于写作班的负面作用

  作家的文风是否会很相似?

  新京报:关于创意写作课程,可能人们最关心的永远是那个老问题——作家是可以教出来的吗?对这个问题,你能否再说一下自己的观点。

  伯罗薇: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假设一下,你现在有一个十四或十五岁的儿子,他非常喜欢小提琴,经常拉小提琴,将来也想做个小提琴家,这个时候我们会说——既然已经有那么多乐曲了,他还有必要去音乐学院吗?艺术家和实物之间是有联系的,比如说雕刻家和石头,音乐家和乐器等等。当然,作家和笔之间的联系没有那么深,所以我们经常会认为写作是一门并不需要技巧的艺术。不过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答案,那就是我们当然也可以通过阅读来学习写作,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几百年,但是如果有一个编辑或者教师来指导你写作的话,可以为我们节省很多的时间。

  新京报:那么,假如写作是可以作为技艺教授的话,它可能会产生另一个问题——人们的写作风格越来越像,因为大家学到的都是差不多的东西。文学中的大部分技巧都是普遍性的。

  伯罗薇:至于创意写作是否会让人们写的东西越来越相似,这个风险的确存在。因为有时候,一个老师会希望他的学生都按照他想要的风格写作,或者班里有一个学生,他的写作方式非常受欢迎,其他人也就都想照着他的方式写,还有些学生会觉得,老师想让我们怎么写,那我们就怎么写。其实从大的环境上来说,也是这样,比如说毕加索,他创造了立体主义风格,接下来就有很多人想去模仿他,但不管怎样,总有一些人会试着跳出来创新。

  新京报:那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一名写作班的老师呢?

  伯罗薇:在美国的情况是,大学通常会雇佣一些已经出版作品的作者,我觉得,也很难找到更好的方式,虽然这些老师中的有些人写得比其余人好一点。

  新京报:那在写作中有什么东西是无法传授的呢?

  伯罗薇:天赋。天赋是肯定没办法教的。但是只要你坚持写,每天都写下去的话,也会慢慢提高,成为一个不错的作者。

  新京报:那这之后,写作班是否会导致另一个问题,即作家的职业化。一个接受过写作培训的作家会显得比流浪汉或酒鬼更加专业——这重新把文学创作从大街拉回了机构。

  伯罗薇:我想问一下,你所说的“作家的职业化”具体是指什么呢,我不太明白。

  新京报:比如说,出版社会更愿意出版这些从写作班里跑出来的人写的书,而一个普通人,一个没有接受过文学培训的人,他写的东西就很难得到认可。

  伯罗薇:在美国这真的不是什么问题,有太多的出版商和杂志,只要你写得够好,够吸引人,就可以出版。

  关于小说应该写什么的问题

  哪些新主题是当下值得写的?

  新京报:你自己就是一个成功的小说家,所以,当你自己在写一本小说的时候,也会按照书中的这些方法来写吗?

  伯罗薇: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就像开车的时候一样,你不会想太多开车的技巧,我们已经把那些技巧给吸收了,它成了自我的一部分,成了我们的本能。但在你学会开车以前,你得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些事,并且小心翼翼。

  新京报:所以说,像凯鲁亚克那种“自动散文写作法”也是一种技巧咯。

  伯罗薇:哈哈,杰克·凯鲁亚克曾经说过,第一感觉就是最好的感觉,但其实你去看看他的手稿,就会发现他不知道改了多少遍。

  新京报:你在《小说写作》里提到一个关于小说写什么的问题。里面说,曾经的作家身处世界的冲突之中,不必费力就能寻找到很多写作的主题,比如战争、法西斯独裁、观念冲突等等。但现在的作家则需要通过构思一个主题去讲故事。你觉得这和整个世界社会氛围的变化有关系吗,又有什么新主题是值得我们在当下去写的呢?

  伯罗薇:小说写的东西其实就是人,人的挣扎、人的困惑、人的家庭。(她一边说,一边从手提包里取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一本小说,是尼日利亚女作家奇玛曼达·阿迪契的《半轮黄日》。)不知道你读过这本书没有,她写的就是内战,但她是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写的,也是在写我们内心的挣扎。

  我觉得没有什么写作主题是新的。它是永恒的,只是它的形式有所变化而已。比如说在现代我们有了社交媒体,我们的写作会涉及社交媒体,因为它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如果有技术变革的话,我们也会写到技术变革,但这种变革一定要是非常剧烈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写作写的东西永远还是人,人总是会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生一些故事,我们写的就是这些东西,比如说爱情啦、政治啦、钱啦,还有自己的父母等等。

  关于写作班的学生

  结束课程后他们从事了哪些工作?

  新京报:在《小说写作》里经常安排一些写作练习。那么,在创意写作班中,你收到这些练习的回馈后会怎么做?

  伯罗薇:(摊开双手)什么也不做。我基本上什么都不做。这些练习只是给写作者拿来练习的,而不是让老师们去评判的。但我会问他们,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写作练习只是一个途径,它激发你去发现更多素材,激发你去写更多的东西,仅此而已。

  新京报:之所以会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小说写作》关于对话的章节中,你就“如何写对话”给出了九点建议,其中包括“对话要切合主题”“读起来口齿轻松”等等,这让我觉得,你并不希望作者在写作时给读者设置太多障碍。

  伯罗薇:其实最主要的一点是,要让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说话方式。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确是不应该给读者设置太多的障碍,不要用太多不同的词汇。

  我在书中提出的只是建议,并不是硬生生的规则。如果能写出一些不同的对话来,我也会很喜欢的。

  新京报:在美国报名参加创意写作班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有什么样的目标?当他们结束课程之后,又都做着哪些工作?

  伯罗薇:参加创意写作班的人是形形色色的。我教过的人里面,年龄最小的是一个十三岁的、很有天赋的中学生,年纪最大的则已经当奶奶了。

  在结束课程之后,他们做的也是各种各样的工作。我教了三十年创意写作课,最后只有四个人真正以写小说为生,其中有一个还得了普利策奖,他叫亚当·约翰逊。无论他们毕业后做什么样的工作,我都可以接受。这就像如果我们在大学里学了历史课,最后却没有成为历史学家,但我们还是会说,学习历史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有很多学习创意写作的学生,毕业后也回来告诉我,虽然他们没有以写作为生,但学习创意写作还是丰富了他们的人生。

  采写/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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