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记录“光阴的故事”

　　作为消费生活的产物，照相机产业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大众到小众的历程。光影斑驳的照片，定格生活的瞬间，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改革开放之前，照相机是生活中的“奢侈品”，改革开放后，照相机开始普及，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国产照相机海鸥、东风、凤凰、红旗、熊猫等正是在那个时期进入千家万户，逐渐成为国人旅游出行的标配之一。

　　从黑白走向彩色、从半自动走向“傻瓜”、从胶片冲洗到数码打印。如今，智能手机正引领大众进入全民摄影时代，与此同时，无人机的出现更是颠覆了人们传统的摄影思维。

　　“在光线底下看胶卷”的日子成为一些人的童年回忆，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胶片机拍出来的风格是数码取代不了的”，老相机里藏着光阴的故事。

　　胶片上的影像生活 从黑白到彩色

　　20世纪70年代初，10多岁的常夕（化名）第一次来到照相馆拍照，“我记得照相馆里面光线很暗，照相机用黑布遮着，拍照的师傅让我坐在椅子上不要动。因为是第一次照相，特别紧张，闪光灯闪的时候着实吓了一跳”。据常夕回忆，当时普通百姓买不起相机，大家都去照相馆拍照，起初照一次是两块钱，后来慢慢涨到5块，照一次相片等了一个星期才取出来。

　　在那个年代，除了照相馆，也有个体摄影师以拍照为生，方圆几十里就靠这一个人，为大家提供上门拍照服务。常夕大女儿的百天照当时就是找的个体摄影师，“一次5块钱，给洗了3张照片。”这在当时是相当昂贵的价格。

　　20世纪80年代初，吴国勇毕业之后因工作需要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相机，“我当时买的是凤凰牌的胶片相机，花了100多块钱。”一卷胶卷可以拍36张相片，吴国勇至今记忆犹新，由于胶卷这种珍贵的“不可逆”属性，每一次按下快门必须慎之又慎。也正因如此，当年每一张洗出来的照片都显得弥足珍重。

　　20多年前，马明（化名）还只是个孩子，回忆起第一次接触相机，“好像取出胶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大人们经常说一旦曝光了照片就白费了，我小时候倒是觉得在光线底下看胶卷比看相片更有意思，看不清细节，但就是觉得好玩。”

　　摄影爱好者文娜（化名）觉得，胶片相机代表着一个时代。“尽管现在各式各样的数码相机，但胶片机拍出来的胶片风格是数码相机取代不了的，只能通过后期去模仿，我现在也在学习仿胶片调色。”

　　真正让照片里的记忆鲜活起来的，是彩色胶片的普及，上个世纪80年代初，魔法一般的技术使得彼时国内的相片完成了从黑白到彩色的飞跃，并在一线城市盛行。

　　摄影爱好者吴国勇告诉新京报记者，“我从1984年拥有第一台相机后主要是玩彩色胶卷，富士、柯达还有国产的乐凯，也有玩这些品牌的黑白胶卷。”

　　据市民王涛（化名）回忆，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彩色胶卷迅速普及，他感叹道：“还是彩色的好看，我第一次拍彩照感觉很神奇！改革开放真是使我们大家的生活进步了！”

　　数码时代崛起 胶卷走入历史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的照相机工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60年代，全国照相机生产量继续上升。70年代前半期，照相机工业开始复苏，1973-1975年，全国的照相机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或重建，照相机的产量稳定上升。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电子自动化技术的进步，我国照相机进入史上的“黄金时代”,并走入千家万户。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家庭用相机中开始出现一个新鲜词——“傻瓜相机”。为什么叫“傻瓜”？因为任何普通人，就算没学过摄影技术也一样可以拍摄照片，不用调焦距，只需按一下快门，就可以拍下照片，然后将胶卷送到照相馆冲洗照片即可。价廉物美，使得“傻瓜相机”风靡一时，进入很多寻常家庭。彼时，相机再也不是什么神秘之物了，成了普通家庭日常娱乐休闲必备的工具之一。

　　从黑白到彩色无疑是胶片相机的一大进步，而九十年代末我国照相机业再次面临重大变革，数码相机的出现将彩色胶片推下历史舞台，胶片相机也逐渐走下神坛。

　　据网易数码报道，20世纪90年代末的海鸥照相机曾一度面临资金问题。渡过难关后的海鸥开始思变，于1998年成功试制了国内第一台数码相机，开启了中国数码相机之旅。

　　上海海鸥数码照相机有限公司营运总监王文超告诉新京报记者“海鸥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年销售额达几个亿人民币。”1958年到2000年，海鸥相机的总销量达2200万台。

　　王文超表示，1985年到1995年，这是海鸥的黄金十年也是国产照相机的黄金十年。

　　到了2000年左右，国产照相机厂陆续停产胶片相机。

　　就在胶片相机还没有消失殆尽的时候，数码相机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2016年10月，日本国际相机摄影器材工业协会（CIPA）发布的一组图表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数码相机整体出货量达到最顶峰，为1.215亿部，而此后连续6年下降。2015年，这一数字已少于2003年，2016年出货量为1300万部，仅为2010年的10.7%。

　　据王文超介绍，现如今国内的照相机厂只有海鸥一家仍然在生产数码相机，但是由于市场份额很少，“基本上也不做了”，“主要做相机定制，像一些特殊行业，比如医疗、美容、检测等行业，根据他们的需求给他们做定制相机。”

　　相机走向小众 “从摄影中得到更多”

　　数码相机为何跌落得如此之快？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根本原因还是拜技术所赐，当年数码相机凭借技术优势打败了胶片相机，如今智能手机同样以灵活的拍照技术优势完胜数码相机。

　　一位90后摄影爱好者告诉新京报记者，“想拍好照片当然还是需要专业的设备，而手机便于携带、容易构图、清晰度也够，如果对照片质量要求不是特别高或者没有特别多的需求，用手机拍照真的够用了。”

　　在数码时代的摄影普及进程中，用户的“美颜”需求开始被商家注意和重视。据相机360于201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用户手机摄影男女比例1:2.8。对于女性而言，除了方便快捷之外，手机软件提供多种滤镜和美颜模式对她们而言有巨大的吸引力“谁不希望自己拍出来是美美的呢？”

　　2014年，在美国《时代》周刊年度25大发明评选中，自拍杆上榜，理由是“让用户能把手机放到双手够得着的范围之外取景的（多种品牌的）自拍助手真正达到了增值效果。”

　　毫无争议的事实是，手机拍照开启了全民摄影时代，这是胶片相机、数码相机都没能做到的事情。因此，无论是胶片相机的停产、还是数码相机的销量下滑，也都不难理解了。

　　对于一些专业摄影师而言，他们希望从摄影中得到更多——表达内心、关注和反应社会问题，记录社会现象。

　　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摄龄的摄影爱好者，手中的设备也从胶片相机、数码相机发展到了无人机，吴国勇表示自己对于摄影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以前，他也喜欢满世界追光逐影，用相机去记录生活琐碎。但是最近几年，他的镜头下有了吸毒者戒毒的成败、有了对深圳河历程的探寻、有了无处安放的共享单车……吴国勇说，“我用摄影去记录、去关注、去表达问题，是为了世界更加美好。”

　　吴国勇用无人机拍摄的一组名为《无处安放》的摄影作品在各大网站和社交平台被疯狂转发。这组作品主要拍摄的内容是共享单车“坟场”，过量投放的共享单车由于已经阻碍了公共交通，被集中堆放在所在城市的某一块空地上。

　　他告诉新京报记者，为了这些照片，他历经半年的时间，跑了几十个城市，所拍下的“坟场”近百个，只放出来了20个“坟场”，“因为这些‘坟场’是流动的，所以我得追着拍，时间很赶。”

　　《无处安放》引发了大众的关注，也在2018年7月10日获得了第二届“映纪实影像奖”阿尔帕奖和优秀奖。

　　吴国勇还提到许多有思想的摄影师，他们都对现实社会保持着高度的敏锐和观察力，开启了用摄影记录社会的大门。如当代摄影家李政德，他用十年时间拍了《新国人》，将急剧变化中的国人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向着社会的影像才最具力量。”吴国勇说摄影家鲍昆的这句话让其领悟颇多。

　　进入新时代后，数码照相机在手机的冲击下，规模快速缩减。而随着电脑的普及，巨量的照片可随时装进电脑里，冲印照片的需求也随之减少。在各种技术、市场更新的步履中，照相机走上了小众之路。

　　20世纪50年代中期，照相机工业开始起步；

　　60年代初，全国照相机生产量继续上升；

　　70年代前半期，照相机工业开始复苏；

　　80年代中期，照相机厂开始进入“黄金十年”，彩色胶卷开始普及；

　　90年代中后期，柯达、佳能等国外品牌进入中国，数码相机兴起；

　　21世纪初，国内照相机厂陆续停产胶片相机，国产相机的市场地位被国外品牌取代；

　　2010年，全球数码相机整体出货量达到最顶峰；

　　B04-B0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阎侠 实习生 樊悦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