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维佳 真正反智的不是民众，而是注意力经济(1)

　　从新世纪初的芙蓉姐姐、韩寒现象，到近年偶像选秀及杨超越的爆红，我们身边愈来愈多的文化现象被描述为“反智”。在美国，自特朗普这位“反智狂人”当选总统以来，困惑的媒体精英对于假新闻，以及缺乏判断力的“反智”民众的征讨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如果说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普通人带来了发声的平台，让他们的“愚蠢”言论大肆流传，那么在技术到来之初，我们不是也曾为这样平等民主的媒介方式而欢呼吗？在西方政治文化的脉络里，“反智时代”的叙事是如何在技术进步之中发生的？当人们透过精英视角为大众扣上反智主义的帽子时，当今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程度又应该怎样被认知和反思？对此，新京报专访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维佳老师，在他看来，“反智时代”的说法，背后折射了知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分裂，而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重回历史分析。

　　“乌合之众”或者“娱乐至死”？

　　解释“反智时代”不能回避历史分析

　　新京报：你认同当今是“反智时代”的说法吗？

　　王维佳：“反智时代”这个词是文化精英的发明，当中的潜台词是，知识分子仍有很强的文化自信，能将大众的文化状况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评判，并自视为历史进步的方向或诠释社会的权威。然而，我们常常忽视，知识精英的价值判断本身也可能是历史的产物，是权力结构的产物。“反智时代”的说法显然把大众“问题化”了，但并没有把知识分子“问题化”，更没有耐心去探求所谓“反智”背后的历史成因。

　　我并不完全反对“今天进入了反智时代”的说法，但如果仅仅是从“智”的角度评判，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我觉得有必要转换一下提问的方式。比如，当下知识精英和大众之间为何会产生严重的文化隔阂，这一过程如何发生，带来了怎样的结果，特别是媒体的社会化变革在当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为什么过去几年里我们没有频繁使用“反智时代”这一说法？遥想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社会的自由派知识精英曾经和民众融合得很好，也有过广泛的文化共识，为什么到了今天，这些共识纷纷破裂了？

　　人们常常将“反智”现象与近年来社交媒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大众找到了自己的发声渠道，他们的声势越来越强，但是由于信息的无限过滤和缺少专业甄别，公众被包裹在泛滥的虚假信息之中。这么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把问题全盘归罪在社交媒体发展和公众的偏听偏信上，这显然是思维上的懒惰和傲慢。自诩为专业精英，又自怜为虎落平阳，完全没有基于历史的反思意识，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文化态度并不比“反智”更高明。

　　新京报：很多人以“乌合之众”或者“娱乐至死”之说来解释“反智”现象的出现，你怎么看？

　　王维佳：《乌合之众》《娱乐至死》以及其他一些基于互联网信息沟通结构性问题的研究，比如《网络共和国》等，都是从行为主义、社会心理、传播机制等非历史的角度出发的，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启发性，但只谈这些是不够的。要了解我们时代的文化状况，不能回避具体的历史分析。

　　以西方社会为例，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政策的主导开始向信息产业、服务业和金融业大范围倾斜，主政者透过各种手段颠覆了原有的工会文化、福利政策和公共文化传播机制，原来处于民主机制核心的基层劳工大众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丧失了经济安全，也丧失了民主权力和集体意志。综合来看，这不仅是社会经济地位的衰落，更是民主文化的衰落。

　　我很欣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的研究《本土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她对很多特朗普的铁杆选民进行了深度跟访，讲述了一些非常有启发性的故事。例如，很多采访对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是民主党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铁杆粉丝，他们曾经追求进步和开放，却没有料想到最后被主流社会所抛弃。失业、边缘化、文化歧视接踵而来，推动他们对知识精英产生了政治上的幻灭，而反智、非理性、民粹这些标签则更将他们推向了敌对阵营。他们越来越讨厌那些鼓吹全球化、自由化和各种表面政治正确的知识精英，最终变成了极端保守派的选民。在我看来，这才是对当代文化状况的高质量历史分析。

　　新京报：从霍夫施塔特、苏珊·雅各比的著作来看，“反智主义”这个词原本就源自美国，是基于美国历史上理性与宗教、文化精英与大众的具体互动而被定义的。你如何理解美国知识精英逐渐脱离群众的这一过程？

　　王维佳：回顾历史，在19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的民主机制一直广受诟病，贿选、腐败层出不穷，社会的权力精英常遭知识分子唾弃；与此同时，社会下层民众则由大量文化程度很低的移民构成。美国中产阶级和职业知识阶层的自我确认、责任意识都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出来的。这个文化身份的确认和塑造过程其实相当艰辛曲折，借由各种版本的“专业主义”和新教热忱，职业知识精英终于取代了私产所有者和“小业主”成为美国社会的进步代表和社会民主的中坚力量。

　　以新闻业为例，从19世纪晚期“扒粪运动”中揭露大公司腐败，到20世纪70年代爆料水门事件的传奇故事，近一个世纪当中，媒体精英的影响力广泛扩散至基层，获得了民众的高度信任。在20世纪，美国的新闻记者、律师透过一个个精彩的英雄故事，成为了社会民主的坚定捍卫者与榜样人物。有学者将20世纪70年代新闻界的文化氛围称为“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知识分子感觉到自己基于公信力的强大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民众的可靠代表。

　　这是知识分子和媒体精英最志得意满的时代，但在这之后，美国的政治经济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海岸的信息科技、东海岸的华尔街投行，以及那些为全球自由市场经济鼓与呼的文化精英迅速崛起，而大量基层民众被甩出了社会主流。知识精英和大众逐渐出现了鲜明的鸿沟。今天所谓“民粹主义”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80年代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建制文化的一种反叛。我很喜欢南希·弗雷泽的“进步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她对这种文化的没落做出了精彩的概括。

　　■ 观点·反智主义书摘

　　关键词：群众

　　《乌合之众》

　　作者：（法）勒庞

　　译者：冯克利

　　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年5月

　　“我们必须要提到一点，群众从不受理性的影响，它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正因为如此，那些知道如何影响它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它们的感情而不是它们的理性，因为群体从来也不会遵循正常的逻辑。毫无疑问，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反倒没有多大用处，它既不能带来音乐，也不能带来美术。”

　　关键词：娱乐

　　《娱乐至死》

　　作者：（美）尼尔·波兹曼

　　译者：章艳

　　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2015年5月

　　“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是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谎言没有被定义成真理，真理也没有被定义成谎言。真正发生的是公共已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已经被娱乐得麻木不仁了。奥尔德斯·赫胥黎对这样的情况不会感到吃惊，他早就预见了它的到来。他相信，西方民主社会将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地消亡，而不是戴着镣铐一路哀歌。”

　　关键词：消费者

　　《网络共和国》

　　作者：（美）卡斯·H·桑斯坦

　　译者：黄维明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6月

　　“不管在富裕或贫穷的国家，网络和其他传播技术都有可能促进自由的巨大潜能。（然而）网络所带来的过多消费机会并没有改善人的生活，因为许多商品知识加速‘消费的循环’。过热的市场所潜藏的破坏效果，将对文化和政府造成压力……我认为最危险且最容易被忽视的事情，是由消费者造成的。这并非因为消费者通常都很迷糊、不理性或一肚子祸水，而是他们各自在封闭的情形下作出自认为完全理性的选择，汇集在一起后，往往与民主的目标背道而驰。”

　　（下转B05版）

　　B04-B0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