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作家奈保尔去世 曾著有“印度三部曲”

　　2018年8月11日，英国作家V.S.奈保尔在伦敦的家中去世，享年86岁。在中国，奈保尔的传播度并不是很高，很多人会误以为他在书中所刻画的国度离我们很遥远，但其实，奈保尔的世界与我们是相通的，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剖析着后殖民社会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实。

　　被中国读者冷落的诺奖作家

　　中国读者对奈保尔的阅读，有些迟缓。他的写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他在文字中所透露出的对第三世界文明的观察，已经在国际上强烈讨论了几十年。但直到2001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奈保尔才仿佛具有了“某种资格”，出现在中国读者眼前。（在此之前，国内仅在1992年由花城出版社引入过一本《米格尔街》）2002年，译林出版社引入了奈保尔的两本小说代表作《河湾》（后新经典版本改名为《大河湾》）和《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次年，三联书店推出了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印度：受伤的文明》《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算起来，中国大多数读者接触奈保尔都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而且，很多时候只是把他视为“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一个文学标签。那些本应引起共鸣的东西，例如对第三世界的观察、前殖民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却并没有引起太多的讨论。读者仿佛变成了局外人，站在西方现代世界和第三世界之外，观看一场与己无关的辩论。

　　2014年，奈保尔来到中国，和夫人一起参加上海书展，现场涌入一大群观众，但奈保尔状态不佳。他坐在轮椅上，吃力地组织着语言，这时中国读者所见到的奈保尔，已经不再是那个和爱德华·萨义德等批评家论战、有胆量在写作中我行我素的人。没有了傲慢、愤怒与犀利，他更像是一位静默不语的禅师。

　　挑战后殖民社会的现实

　　奈保尔1932年出生于中美洲小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婆罗门家庭，跟随父母居住在当地的印度移民社区。在他出生的那一天，奈保尔的父亲成为一名英语记者，这份工作影响了奈保尔的人生理想。7岁的时候，奈保尔跟随家人搬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都西班牙港，在当地的英语学校就读，那里成为他接受现代文化与思想的港湾。

　　英语世界给奈保尔带去了不一样的视野，他看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文明世界的差距。当然，他早期的作品并没有太强烈地反映这种差距，但即便如此，1955年，从牛津大学毕业的奈保尔发表的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为背景的处女作《通灵的按摩师》，还是激起了当地人极大的不满。

　　这本书可以同奈保尔的另一部早期作品——短篇集《米格尔街》形成对比，《米格尔街》更多地体现了作家构造人物的才华，让隐藏在每道门牌号后面的人产生联系，以塑造个体的方式呈现社区，进而勾勒出某种社会文明的样貌，而《通灵的按摩师》在对待前殖民文明的时候则更加犀利。

　　这也是为何他从一开始就激起另一位后殖民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的不满，作为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萨义德认为奈保尔的小说极为“无知”、“愚蠢”，对于后殖民社会的文化冷嘲热讽，没有丝毫的尊重。在《通灵的按摩师》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当地的文化习俗被奈保尔描写得极为愚昧落后，这无疑会引起当地人的抗议。

　　在他创作的高峰期，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又以小说、游记等形式描写印度、阿拉伯世界以及非洲国家的文化状况，作品中的冲突也愈演愈烈。他多次到访印度，并留下了“印度三部曲”，不是为了抒发某种返乡之情，而是以锋利冰冷的视角描写印度社会落后及愚昧的现象。“奈保尔笔下的移民所接受的殖民地教育，按大都会标准，是滑稽的、过时的”，南非裔作家库切在《V.S.奈保尔：半生》中写道，“奈保尔本人在著作中采取的常常是权威的态度，比任何本土英国人都要维多利亚式，因为英国人现在已无此胆量”。

　　尤其是在一个政治上对第三世界充满了平等、尊重、保护等口号的现代，奈保尔所呈现的嘲讽姿态，是极富勇气的。与另外两位世界级的后殖民作家相比，石黑一雄几乎已经成为了英国社会的绅士，萨曼·鲁西迪的小说更倾向于魔幻色彩，只有奈保尔的写作一直在挑战后殖民社会的现实。他是来自后殖民社会的内部人，他具有一双洞察社会的“通灵者”的眼睛，无论身处何处，他都能用文字抓住第三世界的文化灵魂，并将其不加美化地呈现出来。

　　■ 观点

　　他的死绝不只是英国文学的损失

　　陆建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奈保尔的文字非常犀利，在有的被殖民过的国家，人们习惯性地沉浸在受害者话语里，但若不能正视历史与现实，就不会取得真正的进步，奈保尔对这个问题有很透彻的分析。他从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入手，发出了让人警醒的声音。他想去追问，为什么有的国家被殖民，遭受不幸的命运，而有的国家能够强大、得到很好的治理。

　　比如晚清中国，吸食鸦片成风，甚至像严复这样的文人，对中国问题看得特别透彻，但是也抽鸦片，但为什么他在英国留学时不抽？不仅仅是因为英国政府禁止，而是因为大家能自觉抵制鸦片的诱惑。奈保尔对殖民地的批评毫不留情，包括对印度的分析也同样如此，这种胆量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从第三世界走出来，是写殖民社会和文化最突出的一位，他的死绝不只是英国文学的损失，也是我们发展中国家的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位诤友。

　　他不在乎政治正确或他人的赏识

　　方柏林（奈保尔《大河湾》译者）

　　我觉得奈保尔是文学界的亨廷顿，用讲故事的方式书写文明的冲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印度、英国，他活在几个世界之间，却不怎么关心这些世界如何融合，而是更多地描述它们的差异和冲突。他比较超脱于现实，不在乎各种政治正确，更不追求他人的赏识，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对于自己的观点直言不讳。他敢说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世界的问题，敢“忘本”去说印度的不是，敢把非洲写得非常绝望。他也是一个“直男癌”，对女性也没有那么多顾忌。

　　我只翻译过他的一本《大河湾》。作为译者，我有幸在翻译生涯开始的时候接触到奈保尔，他是一个既有深度又有可读性的作家。他给我带来的触动，是他写的遥远的非洲，但是很多场景和描述我们似曾相识。《大河湾》描述非洲的变与不变，大人物和新领地，是历史的终结，还是换汤不换药，我们看了会会心一笑。

　　他理应得到比现在更多的读者

　　黄宁群（新经典“奈保尔系列”主编）

　　从2010年开始，我们对奈保尔的作品进行了引进。截至2016年，他全部作品的简体中文版都已经出版，一共27部，包括虚构类和非虚构类。奈保尔的小说和非虚构作品各占半壁江山，同等重要。他最新的作品是《非洲的假面剧》，但自2010年以后，奈保尔便没有再出新作。如果他之后有新整理的集子，我们肯定会再跟进。我们今年计划将奈保尔的书作为重点书目推介，目前正在筹备“印度三部曲”等作品的改版。

　　奈保尔在文学圈有很高的关注度，受到很多作家和批评家的好评，他也有一群非常忠实的粉丝，但大众读者对他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他理应得到比现在更多的读者。奈保尔的作品能让人有很多共鸣，产生思想上的交汇。他作品中讲到的一些其他国家的故事，其实在中国也可以看到相同的境况，其他文化中人的行为和反应也能够折射当下的中国。

　　采写/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 吕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