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是应对经济变化的优先选项

　　宏观大势

　　事实上，实际发展中应该是减税和基建相互配合，其中减税是优先选项。因为减税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降低通货膨胀预期，建立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日前，在国务院降成本减负担专项督查座谈会上，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蒋锡培发表建议称，当前经济、金融、市场最大的问题是信心问题，最大的成本是制度成本，政府必须下决心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蒋锡培的言论随即引起市场的高度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是走“大基建”还是“大减税”之路的大讨论。

　　事实上，实际发展中应该是减税和基建相互配合，其中减税是优先选项。因为减税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降低通货膨胀预期，建立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更重要的是，我国还有减税的实力和空间，具有可行性。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然而财政收入不降反增。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1-7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791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税收收入107709亿元，同比增长14%。税收之所以不降反增有诸多因素影响，除了经济平稳增长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值得关注，一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二是“营改增”推动的税收征管能力提升。

　　我国税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以7月份财政数据计算，国内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间接税，占到全部税收收入的53%。间接税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以现价为计税基础，价格上涨导致税收水涨船高，价格下跌时税收也随之下降。举例来说，一瓶酒价格116元时需缴纳增值税16元，涨价到150元时需缴税20.69元。当然，作为内嵌于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税收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物价的上涨。今年以来，我国CPI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特别是石油等大宗物品价格上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税收收入的增幅。

　　至于“营改增”推动的税收管理能力提升主要体现在，此前我国缴纳营业税的大部分行业，如建筑、餐饮、住宿等，按照销售额征税，不需要取得进项税票抵税，因此这些行业的上游企业一般以不开票方式对缴营业税的企业提供原材料，造成部分逃避税款的现象出现。但是，“营改增”之后这种现象得到遏制，每个企业为降低本身的税负，最大限度索取上游环节的税票，原先通过不开票逃避税款的行为大为减少。所以可以说，“营改增”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的税收征管能力。

　　1994年我国分税制改革，由于当时税收征管能力有限，信息化对税收征管的支撑作用尚待挖掘，在确定名义（法定）税率时都定得相对较高，以确保国家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现在税收征管能力大幅度提高，1994年制定的名义税率已经不能有效应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变化。尤其是在世界各国普遍实施减税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确需要降低名义税率，建立符合当前经济运行水平的名义税率，降低企业税负负担。此外，降低名义税率，一定程度上还可以降低通货膨胀预期，防止“通货膨胀税”给居民另外增加负担，进而影响到宏观经济运行的安全和高质量发展。

　　蒋锡培的6点建议，其中一些措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性。比如，涉及增值税降低税率的建议，是通过降低名义税率给企业实施减负的改革措施之一。至于具体的幅度问题，需要根据财力稳妥循序推进。另外，取消经济合同印花税，应该是较为可行的改革措施，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影响较小。至于个人所得税，建议起征点提高到7000元，以及降低最高边际税率，需要重点考虑，或者步伐还可以再大一些。

　　当然，贯彻宏观政策决不能将减税和基建对立起来。在将减税作为优先选项的前提下，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推出一些基建项目带动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是，要解决好基建应该投向哪里、项目是否可行、有没有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

　　要解决上述问题，关键是让市场在基建项目建设中起资源的决定性配置作用，同时要推进项目决策的公开和透明，让群众和专家学者参与到项目决策的过程和后续建设的监督管理中，防止基建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和无效率决策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木丁（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