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亚·科托 对非洲的最大误解，是把它视为一个整体

　　在如今的世界版图中，非洲大陆是我们脑海里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对这片广袤而神秘的大陆，充满了各种刻板印象。对于这片大陆上的国家，我们似乎习惯于把它们看作一个模糊的集体，如同一团暧昧的云团。

　　今年的上海书展，莫桑比克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米亚·科托来到中国，参加三本中译本新著的宣传活动。尽管他本人已经获得过多个奖项，包括葡萄牙语文学的最高奖卡蒙斯奖，也入围过布克国际文学奖和都柏林文学奖，并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但在中国依旧没有多少人知晓他的名字。

　　这或许要部分地“归咎”于他在小说中所呈现的是这样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莫桑比克。谈到非洲国家，我们很容易将它们混淆，觉得它们彼此之间都差不多，会用一个简单的“非洲”概念去囊括它们，而在米亚·科托眼里，这正是人们对非洲最大的误解。

　　米亚·科托自幼跟随父母移民到莫桑比克，他的小说在形式上也竭力去体现莫桑比克独特的文化习俗。作为葡语作家，米亚·科托经常独创一些词语，把意思或发音相近的莫桑比克单词和葡萄牙单词组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具有多重意味的新词。这些独创的语言在翻译中不可避免地流失，因此，当国内读者面对译本时，很难体会到词语在另一个语境中所呈现的灵活性。但在写故事方面，米亚·科托也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作家，他的小说《母狮的忏悔》描写了村民内心的狮子和一个无法寻找到狮子的、外来的猎人，以带有魔幻色彩的形式模糊了现实与生死的界限。

　　近日，米亚·科托在上海接受了我们的专访，与出版社的宣传照不同，现实中的米亚·科托身材略显清瘦，银棕色的头发，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汗衫，当谈到一些语言问题时，他会用中性笔写下某个事物在莫桑比克语中不同的拼写方式，热忱而真挚。

　　魔幻与现实

　　人们对非洲有多重误解

　　新京报：人们习惯说你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你说过不喜欢自己的作品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能说下原因吗？

　　米亚·科托（以下简称科托）：倒不是不喜欢别人称我的作品为“魔幻现实主义”，只是不喜欢别人给我贴标签。这个标签不是作家给自己的。那些人给马尔克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纯粹是因为他们没办法给那些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分类。而我认为魔幻和现实这两样东西是一体的，现实就是魔幻，不存在什么“魔幻现实主义”。

　　新京报：那你如何处理魔幻与现实二者的关系呢？我读过J.M.库切的一篇文章，他觉得你的小说魔幻性太浓，以至于形成了一种障碍，导致读者无法接触到莫桑比克的内战现实。

　　科托：在描写战争的时候，语言总是有局限性的，作家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把战争的残酷性准确地用语言描述。我只能用一种更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去诠释它，这个方式可能并不是现实的，可这种写作方式对我而言特别重要，我用来讲故事的方式也只有这一种。如果有人想用现实的方式去描写战争，他应该去做记者，写新闻报道。我很想看到库切那篇文章的原文，不知道他是如何理解“现实”的。

　　新京报：那是在一篇关于奈保尔的文章里，他把你和奈保尔放在一起作比较。

　　科托：哦，我认识库切，我和他是朋友，我知道库切使用的是另一种写作方式，当然他也很伟大。

　　新京报：你们经常交流吗，有没有产生过什么文学上的分歧？

　　科托：库切所写的南非的状况和我所写的莫桑比克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也不能拿到一起比较。在文学的基本问题上，我和他没有太大的分歧，年前我和库切一起在阿根廷待了一个月，我们的很多观念都是一致的。

　　新京报：虽然你说自己不喜欢被别人贴标签，但维基百科还是给你贴上了一个“泛灵论现实主义”（Animist Realism）的标签，可能是觉得“泛灵论”这个词听上去比较有非洲特征。

　　科托：“泛灵论现实主义”这个词是安哥拉作家Pepetela提出来的，他当时创造这个词，只是为了去反对那种魔幻现实主义仅存在于非洲或拉丁美洲的观点——因为相比之下，欧洲和北美人会觉得自己离魔幻现实很遥远。而Pepetela认为，这种魔幻性是存在于全世界的。

　　我觉得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论调，其实也是种外来人的观点，生活在非洲内部的人不会这么说。比如说超人，这个角色出现在美国的时候，没有人说它是魔幻现实主义，但如果出现在非洲，人们就会觉得它是一种幼稚的、不成熟的表现方式，是一种魔幻现实主义。超人是如此，哈利·波特也是如此。有时候我觉得这不公平。这些是产生自非洲的东西吗？那只是非洲的个别人和事，但它们发生在那里，就有一些家伙说，“哦，我觉得这是一种幼稚的现实主义”。所以魔幻现实主义是典型的外人的看法。

　　新京报：也许，人们会这样说是因为你在小说中描写了不少非洲的神秘宗教与习俗。

　　科托：但我觉得他们贴标签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其他的途径去理解文学。

　　新京报：你说过，人们对非洲有很多误解。

　　科托：非洲有太多的国家、宗教、语言，有太多不同的文化形式。人们在面对非洲时，最大的误解就是把它视为一个整体，比如当人们谈到莫桑比克的时候，不会说那是莫桑比克，而会说那是非洲。

　　人们对非洲的另一重误解，是认为非洲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传统，也没有道德品性，所以非洲才会存在着大量的腐败。现在通过社交网络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腐败并不只是非洲的，它是一个世界现象。但我不知道接下来人们还会对非洲产生什么样的误解。

　　新京报：那么，一个作家能通过写作做到什么？

　　科托：作家可以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向人们展示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可替代的，让人们关注人性，让人们有欲望去了解他人，甚至最后成为他人。

　　生与死

　　生死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

　　新京报：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生与死这个问题的。在小说《母狮的忏悔》里，村子里的人说自己从来不曾活过；《耶稣撒冷》里的人又说这里不会有人死去；而在《梦游之地》里，你引用了一句柏拉图的话，世界上有三种人：死人、活人、海中人。

　　科托：我的父亲在四年前去世了，我们家里都为这件事感到伤心。我也意识到死亡这件事情是没有解药、无法逃脱的。但有一天，我们家里来了一位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和我说，“其实你的父亲并没有死，因为你就是你的父亲。”

　　一开始我觉得这件事太奇怪了，但后来这个说法逐渐安慰了我，之后我发现，这件事情对我生活和思考的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件事在我生命里很重要。我发现在我的举止中有很多似曾相识的画面，我可能有百分之五十是来自我父亲的部分——即使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也是如此。这件事让我感觉，死亡和出生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清晰，它变得模糊，柏拉图的这句引语表面上是矛盾的，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情。

　　新京报：柏拉图所说的“海中人”是什么意思？

　　科托：我……不知道。（笑）我选择这句话的原因，是因为在我看来，“海中人”就是介于生死之间的一种状态，我想用它来强调那种在旅途中的过程。所以我很需要这一句话，尽管我并不清楚在柏拉图的语境里，这个词指的具体是什么。

　　新京报：这三本书，你最偏爱哪一本？

　　科托：嗯，这太难说了。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背景。《梦游之地》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写这本书是在1992年，当时战争（莫桑比克内战）还在继续，所以我写这本书的情绪是非常痛苦的。在那场战争里有大约一百万人丧生，而且战争持续了整整十六年。这是唯一一本我在写的时候非常痛苦的书。

　　《耶稣撒冷》这本书里有一个主角“我”。你读过的话就会明白，这个“我”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书里讲述的是我自己的故事。我写这本书，是想通过文学的方式来了解自己。

　　至于《母狮的忏悔》，写这本书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项蛮大的挑战，因为这本书基于一个真实事件，我得找到一个办法把现实转化成虚构，把事件转化成小说。

　　语言和身份

　　“我是莫桑比克人，而非莫桑比克白人”

　　新京报：你的小说里经常会出现莫桑比克的方言，这有没有造成当地人的不满？例如，他们会认为你是个白人作家，不应该使用莫桑比克当地的语言写作吗？

　　科托：这很明显又是一个外部人提的问题，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来没有遭遇过这种阻力。有个问题我要解释一下，我是一个莫桑比克人，而不能说是一个莫桑比克的白人。在莫桑比克，不会出现白人和黑人对立的情况。而且，我认为读者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小说，而不是作家的肤色上。

　　在莫桑比克，白人的数量特别少，两百万的人口里，可能只有五千人是白人。所以，我在国内几乎没有遇到过这种阻力，即使在写作的时候，我所代表的也是莫桑比克这个整体。

　　新京报：可能这种情况在美国更严重一些，在那里，如果有白人作家使用了黑人的俚语或方言去创作，就会遭到抗议。

　　科托：其实我不是很想讨论这个话题，但我想补充几句话。我觉得文学的本质就是去变成他人，我不会在写作的时候去代表某种身份。比如说，要是我来学中文、用中文写作的话，你们也不会觉得不合适，可能反而会有些高兴。所以，那种情况应该只是暂时的。

　　新京报：既然你说自己是一个莫桑比克人，那么，你对葡萄牙又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呢？

　　科托：我能感觉到我体内的一部分属于葡萄牙。葡萄牙人骨子里有一种悲伤的倾向，他们会觉得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都是悲观的、戏剧性的，他们总是在思念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我意识到在我体内也继承了这种血液，我也总是会在悲伤地怀念什么。但同时，我体内也有很多快乐的部分，比如乐观、享受幸福和爱等等，这部分可能更像个非洲人。在这部分里，我也有一种想要存在的欲望。

　　新京报：很多葡萄牙语作家都用过一个词来形容这种怀旧、忧伤的情感——Saudade，这是一个很难被翻译的词语。

　　科托：是的，葡萄牙人认为这个词是他们特有的，只有在葡萄牙人的情感里才会有这种体验，就是心里总是在怀念某种东西的感觉。这个词在大多数欧洲语言里也没有办法翻译。

　　新京报：你在写作的时候也经常创造一些词语，把葡萄牙语和莫桑比克语结合起来。你还记得第一次用这种方式创造的单词是什么吗？

　　科托：我最早的时候是一个诗人，后来做了记者。在当记者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一个乡村，在那里听到一些当地的故事，当时我觉得自己可以把这些故事用葡萄牙语写出来。当然，那时候我用的是标准的葡萄牙语，但我在用葡萄牙语表达的同时，希望能把这些故事的背景和根源也添加进去，这大概就是我尝试这样做的一个契机。

　　我最早创造的一个词，是把两个葡萄牙语单词合在一起。其中一个词是“Brincar”，另一个是“Criar”，这两个词都是单独存在的，而且发音相近，所以我只需要把发音拼在一起就可以，于是组成了一个新词“Brincriar”，这个词语既表示玩，又表示在玩中创造，我觉得这个词应该是很难译成中文的。

　　新京报：能否再举一个莫桑比克方言的例子。

　　科托：那应该是“Matope”，这个词在葡萄牙语中是“Lama”，就是泥土的意思。准确地说，这个词语不是我创造的，它本身就存在于莫桑比克人的口语中，他们可以听懂这个词的意思，只是没有书面文字，没有人把这个词写出来，是我把它拼了出来。另外，我得说一下，这是莫桑比克的一种语言，而不是方言。莫桑比克的语言有25种，如果加上方言，那起码有上百种。

　　新京报：这种词语的创造在原文中会很有意义，但是在翻译成其他语言后，它的意义就大打折扣，尤其是被翻译成中文后，读者们很难知道原文是如何拼写的。这种损失可以通过文学的其他方面去弥补吗？

　　科托：我写作中的这一部分，几乎是没有办法在另一种语言中呈现的，但无论如何，人们还是会注意到小说中故事和叙事的精彩，这就会让一部作品存活下来。（笑）有可能，在这方面我还会做得更好。

　　文学与生物学

　　没有哪种生物不与外界发生联系

　　新京报：除了写作，你的另一个身份是生物学家，能否谈谈这方面的工作？

　　科托：生物学研究其实是我的主要工作，写作只是我做的另外一件事情。这份工作对我的写作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我观察生命的差异性，以及它们各自的美。在从事生物学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会去进行一些野外调查，我也会在野外收集故事，我对人和动物、植物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对我来说，没有哪一种生物是不与其他事物存在联系的，我要通过这些工作来理解这种联系。

　　比如说，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有很多象征意味。我会经常走近一棵树，去观察它，并且想象它身上可能发生的故事，它会具有怎样的功用。因为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树，人们会把尸体埋在下面，也有一些树被做成药物，这些树的使用方式都有一种灵魂上的价值。

　　新京报：你的笔名“Mia”就代表着一声猫叫，这也和生物学有什么关系吗？

　　科托：这是我两三岁时候的事情，我也有些不记得了。我的父母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告诉我说我在小时候一直和猫在野外一起玩、一起睡，所以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只猫。于是，我就给自己起了这么一个笔名。

　　新京报：你曾经把写作比喻为狩猎，能解释一下这又是为什么吗？

　　科托：因为在狩猎的过程中，你所猎捕的那个事物是不可见的，你要通过搜寻它的踪迹，才能找到它。在这个过程中，狩猎的人会渐渐同化，会慢慢和自己所猎捕的东西用同样的方式去想象或行动，最终变成他所狩猎的对象。这个过程和写作非常相似，在写作中，作者会慢慢变成他们笔下所写的人物。

　　新京报：你有没有类似狩猎失败的经历？比如说，在写作中，没有找到那个猎物，或者猎物最终从你手中逃走了？

　　科托：失败非常容易发生，而且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不仅在写作中如此，做其他事情也是如此。失败是我们的学校——而且是最主要的那所学校，通过失败，我们才能学习。但是，在正规学校所接收的教育，会让人们变得害怕失败。我觉得这很奇怪，因为只有在错误和失败中，一个人才能有新的发现。

　　我没有很在意写作中的失败，我也很难去做出判断。不过如果要说的话，也许诗歌会是这种失败的一个产物。有一位巴西诗人的话说，“诗歌就是用一种美丽的方式去失败。”

　　采写/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