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别指望奈保尔说你的好话

　　奈保尔获得诺奖后的几年，中国曾掀起阅读其作品的小热潮，而今逐渐冷淡。但其作品的批判性与广阔性依然被众多作家、学者称赞。个中原因也值得我们去探究，奈保尔批判的立场也值得我们去学习。

　　此外，虽家境贫穷，但按照种姓，奈保尔的祖父是印度的婆罗门，是贵族，这一点在他身上依然有强烈体现。他对印度极尽批判，甚至被称为印度的“背叛者”，死后却嘱咐将部分骨灰带回故乡。这些与他留给我们的一般印象大不相同。因此，关于奈保尔我们要了解的还有很多，在固有的评价外，我们还需要寻找他的另一面。

　　他的作品里有异乎常人的能量

　　毕飞宇 作家

　　新京报：你说奈保尔是自己近十年诺奖获得者中最喜欢的一位，原因是什么？

　　毕飞宇：我喜欢奈保尔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是全能的，短篇、中篇、长篇都好。实际上，我在不同场合听到过这样的话：我不喜欢这个人，但是，他是一个好作家。我甚至在瑞典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我想这样说，我一点也不关心奈保尔这个人，我就是喜欢这个作家。他的作品里有与众不同的能量。

　　新京报：你在小说课中分析了《布莱克·沃兹沃斯》这一小短篇，为什么会挑中这篇？对奈保尔的《米格尔街》你也非常推崇，为什么？

　　毕飞宇：实际上，《米格尔大街》（即《米格尔街》）的每一篇我都喜欢，因为喜欢，读过许多不同的版本。这是我特别喜爱的一个短篇小说集。最要紧的理由就是它像一个长篇。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建筑，叫亭，它没有墙，只有柱子。我觉得《米格尔大街》就是一个亭，就靠一些柱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在我眼里，这就是一个大长篇，有它的统一性，有它的完整性，呈现出一个宏大的社会风貌。不好的作家可以把长篇写成短篇，好作家可以把短篇集子写成长篇，这就是我喜爱《米格尔大街》的理由。

　　新京报：奈保尔的写作对你个人的写作有影响吗？

　　毕飞宇：奈保尔对我的写作没有任何影响，我就是他的读者。我说奈保尔有异乎常人的能量，并不是说他有特异功能，实际上，（重点）还是多种文化在他的身上不停地冲突。在我看来，文化的冲突是宝贵的，作家的能量都是从这样的冲突里来的。

　　新京报：通过《看，这个世界》可以得知，奈保尔有着广博的知识和文化视野，重要的是他还有“尖刻”批评家的眼光。你认为，一个作家兼职批评家，有哪些优势或弊端？

　　毕飞宇：作家做批评家不是一个好主意，千万别以为作家写了几篇阅读笔记就可以做批评家了，那是完全不同的工作，甚至可以说，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总体上说，做批评需要这样几个硬件：一、文学史，二、理论素养，三、审美能力。审美能力许多作家是具备的，但是，前两条就比较难，非常专业，你很难在写作的同时花时间去搞那些。但是，作家写的评论也挺有特点的，比如说托尔斯泰、卡尔维诺、帕慕克、纳博科夫，他们的评论确实好看。

　　他是少数给予诺奖以荣誉的作家

　　止庵 作家、学者

　　新京报：2014年奈保尔来华，你作为活动嘉宾和他有近距离接触，他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止庵：第一个印象和大家一样，就是他很衰老。加上旅途劳累，活动当天他没办法对谈，因此主办方要求我多说些话。就这一点，我还跟他太太道了歉，他太太说：你说得很好。如果你说得不好，他就不听了。

　　第二个印象是他其实是个绅士，是个贵族。活动当晚，我们一起吃饭。席间我坐在他旁边。他用叉子叉不上菜，我就帮他，他说谢谢，依然自己叉，叉完他还特地示意给我看。吃饭期间，他的表现跟活动时就不太一样。虽然话不多，但他是可以交谈的，我们谈到日本、电影等等。吃完饭他说了一段非常清晰的话：“今天在座的都是有文化的人，懂得如何欣赏这一顿做得非常精美的饭，谢谢各位。”可能大家对他的负面印象比较多，其实他身上有另外一面，他是个贵族。他祖父是印度的婆罗门，他的父亲是个记者，他自己上的也是牛津大学。所以，他可不是个粗俗的人。

　　接下来是第三个印象。活动结束几天后，他开生日party，请了很多人。结束后他让我留下来，说还有个私人的小party。这时候，他的精神变得非常好，眼睛很亮，可以用“矍铄”来形容，而且说了很多话。我说《大河湾》写得很像中国，他问为什么，就此我们聊了很多。晚上十点以后，我们还一起去了黄浦江边的一个酒吧，继续谈《大河湾》的问题。

　　新京报：奈保尔的游记作品批判性很强，涉及政治、宗教等问题，这也给他带来不少非议，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止庵：首先，奈保尔是世界上少有的置身多种文明之上写作的人。他曾说，你只了解一种文明，你怎么去写这个文明？其次，他的所有批评都不是意识形态化的，他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第三，他没有说过任何一种文明的好，一概都是批评，都是挑毛病。他不仅批评第三世界，也批评他所处的英国等等。

　　简单来说，你别指望这个人说你的好话。但是，他的“坏话”都是一针见血的。

　　新京报：在你看来，奈保尔最大的特点以及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

　　止庵：像上面说的，奈保尔是可以置身多种文明之上写作的人，这个非常重要。世界上的好作家，大概分为几类。第一类就是以才华见长，比如帕慕克。还有一类是固守一种知识分子立场的作家，比如艾柯、加缪、萨特。第三类是对某一种文化、社会制度特别熟悉的作家，可以达到“洞彻”的水平。奈保尔三种全有。

　　说到诺贝尔文学奖，也是这样。有一种获奖作家，他唯一的成就就是得了诺奖。还有一种是诺奖给了他荣誉，两者相得益彰。奈保尔是很少数的给予诺贝尔文学奖以荣誉的作家。他提高了诺奖的水平。

　　从最初的否认走向同情之理解

　　陆建德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新京报：奈保尔的语言和叙事有哪些特点？

　　陆建德：奈保尔的英文极好，表达的深度和广度不输于任何当代英国作家。他早年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受到的教育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英联邦潜在的影响力，这方面我们的知识有点欠缺。

　　奈保尔在叙述上没有刻意追求实验的风格，完全独立于一些所谓的后现代写作套路。他还是像十九世纪作家那样讲述故事，塑造人物，同时又对当代重大社会历史的话题非常敏感。当然在叙述上他也有不拘一格的一面，比如不断打破传统小说和写作类别的界限。

　　新京报：尽管是诺奖得主，奈保尔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度依然一般，你认为其中有哪些原因？

　　陆建德：当年他获诺奖的时候还是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关注，现在大家读书选择范围宽广，不会从一而终，奈保尔没有成为“红人”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以为他是近二三十年里诺奖得主中的佼佼者，他对第三世界的描写深刻而令人不安，至今读来仍有警醒的意义。原殖民地国家独立后面临无数挑战，要从文化、制度和习俗上寻找原因。我国读者也可以从奈保尔著作中得益。奈保尔不大相信空洞的标语口号，善于发现理念与实践的反差，他的批判精神体现于他的各类文体写作之中。阅读不是消遣时日，我还是希望更多读者喜欢他。

　　新京报：奈保尔曾写作“印度三部曲”来展现印度的种种弊病，甚至因此被称为印度的“背叛者”，但死后他希望自己的部分骨灰回到印度，你觉得他这一选择有哪些文化意义？

　　陆建德：奈保尔是印度裔，他对印度的看法是变化的——从最初的否认慢慢走向同情的理解。“印度三部曲”的第一部有点居高临下，仿佛是把印度作为取笑的对象，第三部就不然，认识到印度的难处，因而积极看待一些新现象。奈保尔临终前有认祖归宗的意愿，想把自己部分骨灰送回印度。毕竟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印度移民，他们在异乡保留了一些习俗，奈保尔是在文化交汇处长大的，年轻时或许想摆脱印度文化，但是每个人身上都有如影相随的成分，随着阅历的增长，需要与自己的过去讲和，奈保尔晚年的愿望一点不难理解，但是他写作上的成就主要还是来自英国文学的滋养。他对英国乡间生活的热爱是不必表白的。和解，这是个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姿态。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