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鞑靼人沙漠》是一部关于时间停滞或其速率失调的小说,它讲述了一个叫德罗戈的军人莫名其妙地被派往沙漠深处与世隔绝的城堡服役,起初满怀希望,期待在与鞑靼人的战争中建功立业,但恍如梦境般待了三十多年却几乎没有遇到一个敌人,在战争终于到来之际他已垂垂老矣,并被遣送回乡的故事。
钟慢尺缩
关于现代生活的普遍寓言
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钟慢尺缩”原理之前,来自不同传统的艺术家们曾自发地察觉到或想象过“时间”的绵延在干扰性因素——如海岛、谷地、高山等地理褶皱的作用下所发生的波动,旅行者因为被大雪等极端气候所阻、停电、交通工具的失灵、人际关系的纠缠、制度的羁绊、探险计划未完成等原因而滞留于特殊的、往往是封闭性的空间之中,而在内外两种异质空间的对比中,就体验到了时间上的隔代之感及其流速上的缓急之别。
在古代中国,就有“烂柯人”的传说,还有陶渊明《桃花源记》所构想的年代紊乱:“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类似的主题在东西方小说中都很多见,像托马斯·曼的《魔山》、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华盛顿·欧文的《睡谷的传说》、陶菲格·哈基姆的《洞中人》、大江健三郎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
尽管背景繁芜无法通约,但这些小说大多都出现在各自文明中与他者相遇、或产生剧烈文化碰撞和世代更替的时刻。比如《魔山》面临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世界的危机,《消失的地平线》是关于西藏的发现,《睡谷的传说》背后是英国骑士文化与美国本土精神的冲突,《洞中人》则是20世纪阿拉伯世界停滞和衰落的寓言,《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则处理了日本的传统乡村和西方化的城市的关系。因此,关于时间停滞的文学作品往往是从主人公“跨境”旅行开始的。
在《鞑靼人沙漠》中,这种“跨境”在故事的开头就已出现,小说以外来者的视角描写了主人公初次进入城堡的诧异和不适应,而它将在后来的三十年中被冲淡到无影无踪。空间的对立则转移到沙漠-边陲和书中未详细描绘的属于日常生活的区域之间,也隐含于军事-帝国与个人自由之间,前者在时间上被认为是停滞或过于迟缓的,后者则代表“正常的”、匀速流动的时间。
《鞑靼人沙漠》的情节构思起源于作者对自身报社记者生活和小说中想象的军事守卫生活之间进行的类比,迪诺·布扎蒂本人从1928年起做了多年的《晚邮报》记者,他自认那是荒诞、无趣的工作。因此,此书也是关于现代生活的普遍寓言,主人公在与制度、官僚机器、宏大叙事的接触中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作为应激反应,他试图调整自己的意识,磨平自己的棱角,不久就认同于所处的环境。他为此失去了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机会,自始至终孑然一身,一无所获,靠对未来的徒劳期待支撑下去;虽然微弱地意识到自身被囚禁的状况,但他既无挣脱的冲力也无克服的热情,对外面世界的变化毫无察觉。这是书中德罗戈的一生,也是当代人生活经验的组成部分。
无形“监禁”
在漫漫时间中发明意义
在现代社会初期,人们感受或想象时间的非均质流逝,往往是借助城镇-乡村的空间结构,这种模型也许将一直延续到全球化铲平地球上所有的褶皱为止。在工业化所开启的线性时间模式里,人们把乡村理解为是滞后的、有待开发的,因此也是前-城市化的,于是其中的一些区域,如人迹罕至的溪谷、山陵、盆地,因其地理层面的纵深或封闭性,就被想象为是过去时间的“沉积层”。
另一方面,在东西方的相遇中,既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全球性的框架里得到再分配,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东方被指认为是欠发达的农村(“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样的描述就隐含了关于东方“停滞”的判断),于是就出现了《消失的地平线》这样关于东方时间被“封存”的小说。而在西方世界内部,时间则像《魔山》《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鞑靼人沙漠》这些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停在了疗养院、城堡等“时空机器”之中。
其实《鞑靼人沙漠》也隐含了人类学意义上的东方,书中的鞑靼人(Tartari)原型就是蒙古人,而版图辽阔的“帝国”显然也会引发有关东方国家(也许是苏联)的联想。沙漠在帝国的边境,本身成为帝国版图的一个荒无人烟的“真空”。城堡又在沙漠的内部,那是一个不可能让里面的人出来、又不可能得到来自外界的任何消息的所在。这部小说中所有情节的延伸都以空间的封闭为前提:“人们说,没有一个人曾经穿越过这片荒原。敌人从来没有到过那里,从来没有发生过战斗,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守卫的士兵们“渴望”制造事端,于是杀死外出巡逻后又回来的同一阵营的士兵,因为那是多年内第一个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人。乔瓦尼·德罗戈,一个满怀期待、刚从城市到来的中尉,本来计划最迟四个月就返回,却身陷其中几十年。眼看战争到来,终于等到了“意义”发生的一刻,他却已年老体衰,被从“首都”派来的正规军替代,无缘参加一生中等到的唯一一次战斗。当他看到和他当年一样兴致勃勃的新兵时,明知对方将和自己耗进同一场骗局,却又不知道如何劝阻。
由《鞑靼人沙漠》引申而去,我们很容易会想到索尔仁尼琴和他的“集中营文学”,因为二者都是关于“贫乏”的文学,也是关于人们如何在漫漫时间中发明意义的文学。《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讲了主人公在狱中“平淡无奇”的一天,它的结尾写道:
“一天过去了,没有碰上不顺心的事,这一天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
这样的日子他从头到尾应该过三千六百五十天。
因为有三个闰年,所以还得另外加上三天……”
在苏联待过的诗人布罗茨基提起自己的狱中经历时说:“要论敌人,囚牢里现成就有一个:缺少空间。监狱的公式是用富裕的时间平衡短缺的空间。这才是真正困扰你的事,因为你无法战胜它。监狱里没有选择,你像用望远镜观察一样一眼就能看见未来。这能把人逼疯。”和布罗茨基想到的一样,布扎蒂小说中的人物用望远镜来作为延伸时间而不是开拓空间的工具。表面上他们是在用望远镜开阔视野、侦探“敌情”,实际上,望远镜在为观察者确认未来可能发生的事——路到底什么时候会修到脚下,战争到底何时会开启……穷极无聊,他们甚至自己制造敌人入侵的假象。一匹走失的马、夜晚几个不明的星火,都会引起人们日复一日的关于入侵的揣测。尽管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些设想不过是无谓的安慰。“这里度过的每一天都完全一样,没有变化,但过得飞快。昨天和前天完全一样,他没有办法把过去的这些时日互相分开来”,布扎蒂写到。
《鞑靼人沙漠》因此可以说是讲述了人们怎样在空间的贫乏中寻找意义的小说。德罗戈的营房看似开阔,也没有任何外在的“监禁”,但是周围的沙漠笼罩了一切,他名义上有离开的权利,但这项权利在制度上类似于“第二十二条军规”,事实上使人如同待在被看不见的栅栏围住的狱中。类似地,美籍华裔作家哈金以中国上世纪60年代为背景的小说《等待》中,主人公孔林为了同妻子淑玉离婚而拖了十八年,小说中“等待”的发生地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边地医院,而空间的贫乏一方面是由主人公软弱、拖沓的性格造成的,另一方面则跟伦理、法律因素有一定关系——故事中,人际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监禁”。
差异化想象
认识自身内部的可能
在“等待战争”这一母题中,跟《鞑靼人沙漠》更为相近的当代小说是库切的《等待野蛮人》,其中还有关于“野蛮人到来”这一传说的起源上的假设:“私下里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朝代必然要发生一次的事儿,必定是这样的,这是关于野蛮人歇斯底里的说法的一个片段罢了。边境地区的妇女们,没有一个不梦到有双黝黑的野蛮人的手从床下伸出来握住她的脚踝;也没有一个男人不被想象中这样的景象吓住:野蛮人跑到他家来闹宴,打碎盘子,放火烧掉帘子,强奸他的女儿。可我觉得这都是那些过得太安逸的人想象出来的,你让我看到一支野蛮人军队,我才会相信的。”
它企图揭示战争的动力机制中人的臆想所起的作用,说得更为明确一点,它暗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制造或“设计”的,它起源于对长期没有活力的和平状态的不满(也是对“历史终结”时刻可能性耗竭的不满),而对战争的预期一旦成为居民的思维定势,就会自身演化为战争爆发的导火索,这和《鞑靼人的沙漠》的描写如出一辙。
在这类想象中,战争成了人们超越“持久和平”的思想寄托,而人们在言谈、头脑中对战争的持续演绎也成为战争最终现实地发生的动力来源。和布扎蒂笔下的德罗戈一样,库切故事中的老行政长官本以为自己可以在战争中出人头地,最终却被首都来的正规军和一个叫乔尔上校的人取代了位置,而他自己则得到了等同野蛮人的残酷待遇。两位作者都注意到,在帝国边境的两种军事力量的博弈中,占据结构性少数的原住民和长期守卫的位置是缺席的,其力量也是被低估的。他们往往就像德罗戈、老行政长官一样,在庞大的帝国-军队的夹缝中被碾轧、被抛弃,在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中失去对命运的掌控力,因此无法成为一个“自由人”。
总而言之,阅读《鞑靼人沙漠》《等待野蛮人》这样的小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真实的类似的边境冲突背后,当地的士兵、原住民到底发生着和期待着发生什么。尤其是尽管表面上看似无关——两本书在行文上都只是极其含混地指涉了中国,而西方的东方叙述又有着悠久的把东方游牧化的传统——然而,作者们讲述的经验可以极为有效地促成我们反思中国自身凹凸不平的内亚边疆经验,包括我们怎样处理汉族文明与边疆少数民族文明的互动,甚至是,在文学的层面上,我们如何辨认自己的“帝国”……
在小说关于贫乏空间中时间感知差异的想象中,《鞑靼人沙漠》也提供了我们认识自身共同体内部差异的某种可能,有时候,在我们过于强调“世界是平的”的时候,《鞑靼人沙漠》中的人物会从被遗忘的角落跳出来,提示我们不要忽略这些未被抹平的余数。
□祁尘
更多详细新闻请浏览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