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路易斯 三种人生的奇幻书写

　　C.S.路易斯被誉为“古老西方文化的代言人”，他是著名的奇幻小说作家，同时又是基督教护教学家和中世纪文学研究学者。在传记《C.S路易斯》中，作者将路易斯的三种身份或三种人生状态直呈于读者。他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我们似乎看到了光环下的阴影里，一个近乎一生为金钱困扰、狼狈不堪的路易斯。

　　路易斯为人熟识的第一个身份是基督教护教学家。何为护教学家？在英美等国家，此为帮助普通人辨识、理解和解答与基督教信仰有关的问题和难题，同时也宣示它有力量对事物作出解释，并满足人心最深处的渴求。护教学家的身份使路易斯获得极大声望，但传记作者并没有用过多笔墨描写他的辉煌，而是掉转笔锋，真实展现了他批评基督教的往事。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作品中，路易斯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对宗教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对基督教尤其如此。这与公众对路易斯的形象认知大相径庭，却是事实真相所在。

　　从对基督教的批判至成为一名基督徒，路易斯经过了漫长且曲折的过程。1935年，路易斯在写给一位老友的信中，声称自己成了一名基督徒，而在职业上则成了一名中世纪史学者。5年后，路易斯写出了《痛苦的奥秘》，这是他在基督教护教学方面出版的第一部作品，这部作品让他第一次有了崇拜者。此后，路易斯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被赞誉为“英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发言人之一”。

　　媒体的传播，使得路易斯声名远扬，至1945年夏天二战结束时，他的名字几乎在英国家喻户晓。路易斯知道名声能够带来正面影响，但同时也可能具有毁灭性。他的判断没有错，这一天很快到来。传记作者并没有隐去时人对路易斯的批评，传记中的多处细节显示，路易斯的众多学界同事认为他为了猎取名声，卖身给通俗文化，并将自己的学术卖掉，换得一碗通俗的浓汤。

　　批评最激烈的恰恰是他牛津大学的同事，这对被赞誉为“最伟大的牛津人”的路易斯而言，苦恼与快乐兼有。在作者笔下，路易斯并未如后世想象中的受牛津大学欢迎。相反牛津内部对路易斯有一种由来已久且持续不断的敌视和拒绝。

　　让路易斯备受牛津大学指责的，恰恰是他的第二个身份——奇幻小说作家。路易斯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裸颜》《太空三部曲》等，而在世界范围内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品，即是由七本书组成的《纳尼亚传奇》。这部堪称宏大的作品出版，让路易斯获得了空前成功。神奇故事的灵感，来自于路易斯某天吃早餐的时光，他在喝完杯中最后一滴咖啡后，突然向家人宣布：“我打算写一部关于孩子的书”，这便是日后的《纳尼亚传奇》。

　　这部享誉世界的奇幻小说，实际上是由路易斯熟悉的基督教叙事中的创世、堕落、救赎与终极完满的故事改编而来。《纳尼亚传奇》的奥秘，即在于路易斯在其著作《纯粹基督教》中的基本神学主题被转移，并融进了纳尼亚的原初叙事。基督教的元叙事，为《纳尼亚传奇》的多重交错故事，提供了叙事框架与神学支柱。

　　然而，离开了纳尼亚中的神奇世界，路易斯却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融入现实。他在写给朋友们的信中承认，他在学院里与人相处时，常有脾气，不甚愉快。甚至他语焉不详地提到自己在牛津大学英语系的一次危机，惹得他在一天之内多次生出仇恨。

　　事实上，路易斯在创作出《纳尼亚传奇》之后，确实没有写出更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此时的路易斯意识到，他作为一名诗人蜚声文坛的可能永远不存在了，而这是他曾经努力的方向。丧失了对诗人身份的自信之后，路易斯将文学研究作为重点，将此看做可能让他做出成绩甚至功成名就的领域。

　　他的判断没有错，路易斯的研究成果《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研究》《文艺评论的实验》《被弃的意象》《失乐园序》等，至今影响着英国文学研究理论学界。因而路易斯的身份又多一重：中世纪文学研究学者。此身份带给路易斯的声望空前，以至于在世人眼中，路易斯就像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打开了一扇窗，让他的听众得以放眼远眺更广阔的风景。

　　路易斯完成了他的三重身份的转化。某种角度而言，传主获得巨大名声的基石，无论是护教学家，还是奇幻小说作家与文学研究学者，都与基督教相关。但在传记作者的笔下，却显示传主对自己护教学家的身份产生了自我质疑。

　　麦格拉斯写到，路易斯从护教家的角色逐渐撤离，因其意识到自己最亲近的人，比如说摩尔太太（路易斯战时结交的朋友帕蒂的母亲，帕蒂不幸阵亡，路易斯回国后一直与摩尔太太生活在一起），后半生对基督教一直心怀敌意。作者甚至认为，路易斯的《痛苦的奥秘》在护教方面并不让人信服。作者提出一个问题：鉴于私底下的失败，路易斯如何能够维护其公共护教家的形象？

　　路易斯最负盛名的身份——基督教护教学家至此完全颠覆。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人，包括人性的复杂与冲突，这正是成功传记的显著特点——作者与传主拥有完全平等的人格。传记作者是否臣服于传主的魅力，而隐其恶专其美，历来是传记作家们的一个艰难选择。尤其是在传主本人获得巨大的成功、进而拥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之时，传记作家更难以完全客观地对传主繁杂的人生进行取舍。

　　正因如此，传记作家与所描述的传主之间，人格及道德层面是否完全平等，其实是决定一部传记作品是否成功的根本因素。人格平等，看似极易，对于传记作者却意味着极大的勇气，且实则最艰难之事。从此角度而言，这本传记在行文、结构上虽中规中矩，但仍可称之为一部佳作。

　　□孟繁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