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的摄影师》 囚犯档案照片中的历史真实

　　在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波兰人威廉·布拉塞一直在照相馆工作，是一名人像摄影师。虽然对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人来说，会摄影并不是太新鲜的事，而照片即便不是随处可见，也是多数人知道的东西。但正是对摄影这门手艺的精通，让布拉塞成为纳粹集中营暴行的一位特殊的见证者——作为奥斯维辛鉴定科的摄影师之一，他拍摄了大量的囚犯档案照片，并在被要求销毁这些照片的时候想办法保存下来了其中的万余张。

　　虚构一段像模像样的历史

　　虽然和大多数被折磨、残害致死的无辜受害者相比，布拉塞的运气和专长（会说流利的德语，而且会摄影）为他在集中营里赢得了略好一点的待遇——至少他活下来了，但归根结底，在被关押的五年间他仍然是一名囚犯，所以布拉塞自始至终都没有，也不太可能用记者或纪录片导演的视角来记录奥斯维辛的方方面面。他的任务只是完全按照党卫队小队长贝恩哈特·瓦尔特的要求来拍摄犯人的档案照。

　　要求如下：

　　“男性犯人，需整洁剃须，脸上不能被人看出来有被打过的痕迹，也就是说不能有青紫斑块或者青紫的眼眶，也不能有化脓的伤口。凡是有上述特征的犯人，必须被遣回，先把伤养好。”

　　对于符合要求的犯人，布拉塞被命令为他们每个人拍摄三个角度的肖像照，分别是正面、侧面和正面但头转向右前方。

　　与之对比的，是贝恩哈特·瓦尔特的副手恩斯特·霍夫曼在集中营的户外拍摄的照片。布拉塞本人对这样的照片也有难以磨灭的印象——“一名妇女正在踏入毒气室。她的面孔因恐惧而扭曲，嘴巴因大喊而张开着。布拉塞猜测她在毒气室中看到了什么，引起了她惊恐的反应。”很显然，这种更加接近于新闻摄影的照片和布拉塞拍的照片不是一回事，它们在场景上与毒气室、高压电网或者是绞刑架更靠近，自然也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它们更加直接地记录了这段残酷的往事。

　　而布拉塞的照片，由于其明确的户籍档案属性，却没有什么故事性可言，它们的背景千篇一律——一块浅色的幕布，将囚犯的形象从集中营这个极端的场景中剥离出来。没有对集中营暴行的直接曝光，奥斯维辛的这些标准的犯人照看起来和欧洲监狱的犯人照没有太大的差别。

　　有一个例子是布拉塞也拍过的波兰同乡维托尔德·皮莱茨基。皮莱茨基为了在集中营内部组织一场犯人的抵抗运动而潜入了奥斯维辛，并在那里待了三年。布拉塞为这位英勇的波兰军官拍了照。等到1945年德国纳粹政权倒台，皮莱茨基又接受了为波兰流亡政府搜集情报的任务，但是波兰当局却在1947年逮捕了他（他于1948年被自己的同胞处死），罪名是“西方间谍”。此刻，他又成了犯人，而且又有了一组同样有三个角度的犯人照。如果我们把前后相隔几年的两组犯人照放在一起做比较，就会发现一些引人深思的细节：在奥斯维辛拍的那张因为剃了光头反而显得容光焕发，而在波兰监狱的这张，皮莱茨基虽然穿了不错的西服，却因为乱糟糟的发型而看起来有些狼狈。那么，我们能说集中营的待遇要好过波兰的冤狱吗？显然是不能的。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从集中营的虐待和冤狱的拷问中选出一种更残酷的。

　　但正是这样的比较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即我们不应该在脱离了历史背景的情况下，把布拉塞拍的奥斯维辛犯人照理解为对这段历史的直接反映，这些犯人照在效果上是无法承担这样的功能的——它们单调、平凡，又充满了德国人赋予的自相矛盾与谎言。布拉塞留下的这些犯人档案照，与其他证言相比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它们是完全按照德国人的要求来拍的，在于它们的功能意义需要被彻底限制在按照德国人的想法来“说话”的范围之内。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但又的确是布拉塞的照片给予我最大的启示。

　　德国人很清楚，让历史、新闻为自己所用最好的办法并不是沉默不语，而是按照自己的需要为所要叙述的对象虚构一段像模像样的历史。毫无疑问，犯人照记录了真实的人，有着真实的姓名，但他们却要求布拉塞在拍照时做严格的“筛选”工作，比如只能是男性（后来这个要求被打破）、整洁剃须、脸上没有伤痕，更明显的是死亡原因一项，不论犯人是自杀身亡，还是被虐待致死，他的死因一定只能是从自然死亡的清单中选出的一种，心脏病、肠胃炎恶病体质……

　　德国人就是用这样的办法一丝不苟地制造了一段又一段虚假的历史，有给他国看的历史，给德国公众看的历史，还有供内部查阅的历史。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1945年1月，苏联人日益逼近奥斯维辛的营地时，鉴定科的头儿瓦尔特会火急火燎地要求销毁科里所有的文件和照片，因为其中还保存了只能给党卫队的高级军官查看的内部文件，苏联人如果攻占可能意味着这些照片会被公开。

　　奥斯维辛黑暗的间接言说

　　《奥斯维辛的摄影师》一书的封面用了三个囚犯的照片，中间的这张可能也是布拉塞最为人所知晓的照片之一。照片中的女孩名叫切斯拉娃·瓦佳，是一名年仅14岁的女学生。布拉塞于1942年12月为瓦佳拍了这组照片，而这位可怜的姑娘死于1943年3月12日，相隔仅仅四个月，死因是“肠胃炎恶病体质”。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张照片，瓦佳的神情看起来既不是恐惧，也不是镇定，而是一种出奇的宁静。这让我想起普里莫·莱维的书中提到的一个细节，大约是说一位幸存者从集中营出逃之后，并没有感到兴奋或者如释重负，而是被一种奇怪的宁静感所围绕，精疲力竭的他后来在林子里睡了一整夜。

　　我不能说瓦佳宁静的神情和这位幸运的囚犯诉说的宁静是一回事，但它们给了我一种相似的感觉，就是他们所处的这个宁静的时刻是作为旁人的我不能理解的，它们的晦涩程度甚至超过了任何更加戏剧性的场景。那么宁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是一种完满自洽，但也可能是一种拒绝。对我来说，瓦佳的照片所做的并不是敞开自己，召唤人们“进入”这张照片，进而对瓦佳的遭遇产生共情。正相反，这张照片拒绝了所有人，包括镜头背后的布拉塞在内，而这正是一种奥斯维辛式的残酷所给予她的东西。布拉塞在战后曾经重拾摄影师的行当，但很快就因为奥斯维辛的往事像幽灵一般对他的纠缠而放弃，我想对布拉塞来说，除了他作为摄影师在当时的那种无法帮上忙的无力感以外，瓦佳的这种拒绝，以及由此带来的他与被拍摄者之间的距离感也是让他痛苦不堪的原因之一。就像莱维所说，“我们（这些生还的人）是否能够理解，并让他人理解我们的经历？”这也许是每一位集中营的见证者所面临的困境。

　　与瓦佳的照片一样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几张只出现在布拉塞描述中的照片。布拉塞曾给一名在电话总机房给党卫队做帮工的德国姑娘拍照。这位德国姑娘希望布拉塞可以“用心拍，拍出一张特别的照片来”，并特别嘱咐要好好突出她的胸部。为此，她脱掉了她的夹克、衬衫，后来连胸衣也脱了，只拿她自己带的一块透明布料遮住了胸部。布拉塞为她拍了好多张照片。德国姑娘对照片很满意，但在随后她就因为受不了集中营的惨景，无法忍受日复一日地目睹死人在手推车上被送进焚尸炉而选择了自杀。

　　想必这位姑娘在去拍照之前就已经打定主意自杀了，那么摄影对她的意义就很值得揣摩一番，而德国人对此的反应同样耐人寻味——布拉塞必须“立即交出那位自杀的姑娘的所有的底片”，后者的命运大抵就是被销毁。可是这些底片本身诉说了什么有关奥斯维辛的真相吗？恐怕没有。和犯人照一样，这些照片不太可能有什么对奥斯维辛本身的直接言说，它们甚至有可能更接近时下流行的时尚摄影——空无的背景、非日常的穿着、充分展示女性的身体美感，但就是因为德国姑娘的自杀和这些肖像照最后的命运，这些记录了一位德国女性的照片通过布拉塞的讲述和传记作者莱纳·恩格尔曼的记录，与瓦佳们的犯人照一同成了坚实的在场对象。它们不断提醒人们，摄影虽然并非真相的代名词，但我们透过被权力洇染的照片，却的确有可能深入历史黑暗的边缘，继而接近真正的历史现实。

　　□胡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