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北京房租的涨幅令人困惑:涨15%算良心,25%也不少见,这激起了朋友圈的激烈讨论:“房租大涨,谁在惩罚不买房的人?”
供需关系紧张,自然是眼下北京房租飞涨的重要原因。然而“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租赁是一门古老的生意,“买不起也租不起”的居住危机更是早已有之,从19世纪到21世纪,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问题从未解决。
本文刻画的租房者群像,诉说了不同时代有关城市居住的恩怨情仇与辛酸血泪。他们的遭遇,早在不同学者的著述中被剖析清楚。为什么房租会持续上涨?房子是如何被商品化,乃至成为全球金融化的工具?从城市工业化之初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们仍要透过阅读理解这些切身问题。
19世纪的欧洲
工人的住宅缺乏问题
姓名:鲍勃
年龄:21岁
城市: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曼彻斯特
职业:工人
租房辛酸自述:租住在工厂附近声名狼藉的街区,房屋密集、污秽、挤满了人。由于住房紧张,就连周边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
鲍勃这样的年轻人,正是恩格斯笔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典型代表。大工业化原本就和现代住宅问题联系在一起,当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工业发展迅猛的大城市中来时,住宅供应不足的悲剧自然诞生了。单是在伦敦东头,就有100万工人在极其恶劣的居住条件下过活;伦敦西区最华丽的街道背后,就是极污秽的工人街区。在恩格斯的时代,住宅缺乏的现象也引起了报刊媒体极大的关注。
住宅缺乏的现象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住宅缺乏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资产阶级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只有一个,也就是行政长官欧斯曼重建巴黎的办法:切割工人街区,消灭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从而将巴黎变为一个多半是奢华的都市——尽管这些小街小巷,往往又在紧邻的地方再度出现……他颇为讽刺地说,人们之所以对工人住宅缺乏的现象议论纷纷,是因为其恶劣影响不只局限于工人阶级,比如工人街区的霍乱、天花和伤寒所引来的死神,也随时会造访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
不过,在恩格斯看来,尽管现代大工业造成了恶劣的住房问题,但这种经济革命毕竟是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将人们从土地的束缚和低下的生产力之中解放出来。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不可能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恩格斯关于住宅问题的不少观点,至今闪烁在大卫·哈维等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之中。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
“烂社区是门好生意”
姓名:阿琳
年龄:37岁
城市:2008年之后的美国密尔沃基,全美第四穷城市、高犯罪率城市排名第六
职业:有四个孩子的单亲妈妈,领社会补助金为生
租房辛酸史自述:因缴不出房租被扫地出门,屡次搬家,曾暂居游民收容所,后被迫迁入一所遍布毒贩的廉价街区。她的房东谢伦娜却因贫民区的租房生意大赚一笔。
房子不单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即房子的使用价值),也是一种“高单价商品”,更是一种可以套现的储蓄工具(所谓买房投资,即指房子的“交换价值”)。近30年来,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房屋都成了热门的投机工具。
被房东屡次扫地出门的阿琳,无疑是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的典型受害者。次贷危机后,大量家庭无法按期付按揭,只得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出他们的房子,重新踏上租房之路。单是美国的楼市崩盘,就导致400万-600万人因为房贷止赎而失去住房。被扫地出门的家庭不得不租房,房租不降反升,有时甚至要吃掉家庭总收入的70%。而这时候,一些买家在贫民区低价购入房子,成为谢伦娜那样的房东,再靠出租大赚一笔。
“穷人的钱好赚,烂社区是门好生意”,人类学家马修·德斯蒙的非虚构作品《扫地出门》讲的是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租房市场出现的怪现状:租房市场如何将一些人的贫困转化为另一些人的超额利润,并为价值低劣的房子创造出不菲的租金收入;而驱逐同时又使贫困恶化为一种恶性循环:驱逐不仅是贫困的结果,反过来也成了贫困不断恶化的原因。
如果说《扫地出门》是透过真实故事呈现了居住“驱逐”,那么萨斯基娅·萨森的《驱逐》则更为宏观地定义和阐释了全球经济中的“驱逐”概念。“驱逐”在西方国家最常见的例子包括:把低收入工人和失业者从政府社会福利和健康体系、保险公司和失业救济中排除出去。驱逐行为古已有之,然而金融资本主义造成的居住“驱逐”,却是我们时代的新事物,以及我们时代重要的动力机制。
正如美国地理学家、社会理论家大卫·哈维指出,当住房、教育、医疗等原本由国家免费提供的公共服务,走向私有化和商品化之后,实际上造成了更大的灾难:它变成了一个把有钱人服侍得很好的商品化体制,但几乎是在惩罚几乎所有其他人——甚至连基本的居住生存权也面临剥夺。
21世纪的香港
国际大都会何以遍布毫无尊严的劏房、笼屋
姓名:董小姐
年龄:25岁
居住城市:香港,高度繁荣的全球城市,人口密度居世界第三
职业:港漂媒体人
租房辛酸史自述:月租港币五千以上,挤在旺角闹市人均仅60平方呎(5平方米)的旧楼劏房里,隔壁有疯女人及不和谐家庭长期吵闹。
董小姐所客居的香港,人均本地生产总值早在2009年已经达到了瑞士的水平。然而,这样一个金融业发达的全球城市,也是贫富悬殊、中低阶层居住条件恶劣的城市。这几年,报道香港住房状况的新闻标题往往耸人听闻:“20万活人住着棺材房!看到活在劏房、笼屋里的香港人,你还敢鄙视城中村吗?”香港的基尼系数高达43.4(仅次于中非共和国),是居住成本第三高的亚洲城市,置业成本第四高的国际都会(高过东京),零售商铺租金高昂更高居全球第二,然而人均居住面积只有161平方呎(不到15平方米)——这还是劏房户与豪门户平均之后的数字。
近年来,港人的不满情绪背后,往往也与高地价政策、地租垄断及房屋金融化所造成的恶果密切相关。潘慧娴在《地产霸权》一书中透过数据分析,深入解剖了香港地产业的运作与结构,揭示了土地、住房与香港统治阶级的关系。潘慧娴曾就任于香港最大的地产公司,担任过新鸿基地产集团创办人郭得胜的私人助理,后来又加入大发展商嘉里建设,在超级富豪身边工作的经历,带给了她第一手的“田野”资料。
《地产霸权》这本书打破了人们对于香港作为“自由经济的天堂”的迷思。事实上,过去数十年,香港被地产商操控,与教科书所说的自由经济相距甚远。香港税收的确很低,然而这背后却是以高地价政策作为支撑,即以卖地收入作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土地价高,楼房就贵,租金也贵,这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平民的生活成本及商家的运营成本。这也是今天香港很多产业难以发展的主要原因——地价和租金成本高得让人喘不过气。另一方面,由于地产强有力的垄断,地产商的影响力得以伸展至各行各业,控制了电讯、能源、交通等公共事业及零售服务业,乃至学术界、法律、会计、工程等行业也受迫于地产霸权的阴影。
事实上,三十年前,香港的地产模式曾作为发展经验而被引入中国内地的城市体制,卖地、批租土地等方式造就了此后的土地市场,也造就了一大批地产富豪。今天中国大城市的居住问题、空置鬼城及地产泡沫与之渊源甚深,香港地产垄断的教训不能不引以为鉴。再者,今天我们对于长租公寓爆仓的担忧,与2008年美国住房次贷危机也有异曲同工,租赁金融化自身的问题,更值得我们报以深刻的警惕。
(本文人物乃基于研究文献、非虚构专著及个人经历的虚构)撰文/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
更多详细新闻请浏览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