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童年，复制不一样的人生

　　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乡村的我，有着非常值得回味的童年。整个童年，我似乎都在爬山、游泳、网鱼、摘果子、捡鸭蛋、偷鸟蛋……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忙于下地干活，村里又没有幼儿园，我成天在外游荡。至于我的学习，母亲很少过问，她认为学习就是我和老师的事。

　　许多80后都有过类似的童年经历，此后，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高考制度的受益者，在城市扎根，结婚、生子、养育。有孩子以后，我们不可避免地将两代人的童年进行比较。会发现，自己孩子的童年有太多束缚。作为一定意义上的成功者，我们会怀疑孩子这样成长是否真的有意义。没有快乐的童年，他们以后会变成怎样？以及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两代人童年生活的巨大变化？其中的动力机制又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不平等的童年》一书做出了解答。书的作者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安妮特·拉鲁教授，其目的是为了考察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在客观上，这本书却也解答了中国新一代父母的养育困惑。

　　从1993年到2003年，拉鲁的团队用十年跟踪记录了12个孩子成长的过程，深入家庭内部进行记录。用调研人员自己的话说，他们力争做每个家庭的“宠物狗”，让人既能忽略调研人员的存在，又能让他们随时随地跟踪。最终，拉鲁得出结论：美国社会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公平，不平等正在不同阶层的家庭内部延续。

　　两种教育模式

　　成就自然成长和协作培养

　　1993年，拉鲁在美国东北部某大城市的郊区和市区分别选取了一所小学，并从两所小学选择了88个家庭进行访谈。同时，她和助手深入12个孩子的家庭内部进行观察和记录。这12个孩子有6男6女，平均分布在中产、工人和贫困三个阶层。其中，中产家庭的孩子全部来自被选定的郊区小学，而工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来自市区小学。

　　通过观察，拉鲁发现，相比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方式上的差异更为显著。而且，工人家庭和贫困家庭的教养文化并没有本质区别，主要区别存在于工人、贫困这两个阶层的家庭跟中产阶层家庭之间。二者的区别可以归结为两种培养模式，即“成就自然成长”和“协作培养”，具体区别存在于课外活动、日常对话和对教育机构干涉度三方面。

　　在课外活动层面，中产家庭普遍会加入组织化的活动。被访谈家庭平均每年要给孩子花费4000美元用于课外培训，此外，父母还要担负起接送孩子的重任。工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没有频繁的组织化活动，他们主要是自己玩，跟邻居、跟亲戚玩。

　　在日常对话层面，中产家庭的父母会很注意培养孩子的说理能力。父母对待孩子，既会倾听孩子的意见，也会给出一些自己的建议，最终的决策常常是建立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做出的。反观工人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对于孩子主要是给一些指令性的语言，孩子的话会很少，表达的时候也会多一些羞涩。

　　在干涉教育机构方面，中产家庭的父母拥有强烈的干涉意识，对于学校或培训机构的许多做法，都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且想办法去改变现状。而工人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则普遍认为，教育是学校和老师的事情。

　　不难看出，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80后一代，所经历的都是“成就自然成长”的模式。而且，不光是农村的孩子，许多城市里的孩子也是如此。之所以会这样，就在于我们都生活在农民或工人家庭，二者正好构成贫困阶层和工人阶层的主体，经济条件并无显著差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有本质区别。

　　不平等的复制

　　精神状态和个人气质被继承

　　通过十年的追踪记录，拉鲁发现出身中产家庭的4个孩子，有3个拿到了常春藤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而工人家庭的4个孩子，只有1人在一所小型三线大学就读，其他3人要么高中辍学，要么只有高中毕业；至于贫困家庭的4个孩子，除了一位女生在社区学院就读之外，其他全部在高中辍学。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学业层面的差距非常明显，成年后两个群体的性格特点也产生了反转。在9至10岁这个年龄段，中产阶层的孩子表现得十分成熟老练，对于许多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对于流行事物也常常表现得无所谓；而工人和贫困阶层的孩子则显得更加天真和幼稚，对于流行事物表现得更期盼和投入。所以，我们也许会钦佩中产家庭孩子的老练，但可能会更欣赏穷人家孩子的天真烂漫。

　　但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初老练的中产阶层的孩子，变得年轻、天真、有激情，他们拥有旅行的梦想，愿意怀抱美好的人生；而工人和贫困阶层的孩子则忙于育儿和生计。因为他们必须要跟中产阶层孩子无法体会的生活困境作斗争，这让他们变得疲倦和失落，以至于丧失了许多当年的天真与可爱。

　　由此可见，父母的精神状态和个人气质也被遗传。在拉鲁看来，导致不平等在不同阶层的家庭中被复制的原因有很多，除了父母学历、工作和收入上呈现的明显区别，中产阶层父母会在无形中赋予孩子宝贵的“文化资本”，这些资本将会在他们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起跑线的焦虑

　　“快乐的童年”一去不复返？

　　尽管拉鲁对于两种教育模式都有赞赏和批评，但她明确指出，协作培养可以给孩子带来成就自然成长无法提供的优势。10年时间的跟踪调研结果也表明，父母对其成长投入更多的孩子，他们普遍更加自信、热情，也上了更好的大学，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将继续成为美国社会的中产人士。

　　拉鲁所展示的中产家庭培养中产阶层，工人和贫困家庭继续培养社会底层，其目的在于反思美国社会正在日益变得不公平的现实。而在罗伯特·帕特南撰写的另一本反思美国社会阶层固化的大作《我们的孩子》中，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孩子则不论贫富，大家都一起玩耍、学习。彼时，只要都在一个社区，所有孩子都被社区里的父母称为“我们的孩子”。

　　30年之后的美国，社区内部的纽带开始断裂，曾经一起玩耍的孩子变成了“独自打保龄球的人”。这一情形，80后的中国人无疑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少时与邻居伙伴一起玩耍，如今只能在大城市里独来独往。至于我们的孩子，他们压根就没有经历过整个社区的孩子一起玩耍的场景，他们每天奔波于各种培训班，很难收获不计时间成本的友谊。

　　不过，感慨之余，我们有必要意识到一点：无论是美国的40后、50后，还是中国的80后、90后，我们都属于罕见的获得快乐童年的一代人。法国社会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写过一本叫作《儿童的世纪》的书，副标题为“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在这本书中，阿利埃斯向我们表明，在工业革命之前，儿童并不是儿童，儿童被看作是“小大人”。这些“小大人”从小都需要帮助家里干活，稍长一些，他们就会成为各个行业的“学徒”。童年对于他们来说，并非休闲和快乐的时光。

　　工业革命是“发现儿童”的关键。从工业革命开始，儿童被逐渐强制要求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这是国家为了培养更多产业工人而做出的改变。也因此，国家还会禁止使用童工。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些孩子一方面不用为了温饱问题而工作，另一方面也得以在学校和放学之后获得大量休闲时间。

　　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的主体变成中产阶层，而近年来，中国也涌现了数亿城市中产阶层。一如拉鲁所展示的，不同阶层的家庭会自动对应不同的教养方式。这是因为，当中产阶层的规模剧增，就意味着阶层流动的通道开始相对变窄。此时，已经实现阶层跨越的中产家庭，会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来保住阶层身份。这样一来，中产家庭的孩子就开始提早进入竞争，所谓快乐的童年也就变得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80后的中国父母来说，当自己的生活经验与隐藏在阶层内部的教育要求产生抵触时，自然就会产生一种矛盾和犹豫的情绪。而在这种情形下，读一读《不平等的童年》，也许会让你在感慨之余，变得更加清醒和释然。

　　□尼德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