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门人”的职责是识别存在高危心理危机的人群,在危机情形下提供帮助,并和自杀未遂者定期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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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十六个世界预防自杀日,主题为“携手同行,预防自杀”。
近日,记者从北京回龙观医院了解到,为了提高社区心理危机预防能力,回龙观、天通苑两大地区将培养心理危机预防骨干队伍,使他们成为社区心理健康的“守门人”,帮助提升社区心理健康。
“守门人”在危机情形下提供帮助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出版的《预防自杀:全球要务》,每年全球有超过80万人死于自杀,每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自杀已经成为15-29岁年龄段人群的第二大死因。
预防自杀不仅需要医疗卫生人员的努力,更需要包括家人、朋友、同事、社区成员、媒体朋友以及政府部门等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参与。其中社区在预防自杀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回龙观、天通苑社区地处北京市昌平区,面积6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6万,是北京两个人口密集的大社区。
为了增强社区管理者心理危机预防的意识,降低社区心理危机事件发生率,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同时作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心理危机预防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计划在回龙观和天通苑两大社区设立“社区心理健康教育基地”,培养一批社区心理危机预防骨干队伍暨“社区心理健康守门人”。
目标是通过对社区中的社会工作者、社区卫生中心的医务人员、社区中的心理危机高危人群及易感个体等,进行系统、长期、专业的培训,使他们成为社区心理健康的“守门人”。
据悉,“守门人”的职责是识别可能存在高危心理危机的人,在危机情形下提供帮助,和自杀未遂者保持定期接触,为易感个体提供社会支持,与病耻感做斗争。通过建立和增强人们的社交联络与应对困难的能力,将有助于保护社区中的易感个体远离心理危机。
我国自杀率显著下降 低于世界水平
记者近日从北京回龙观医院了解到,近年来,我国自杀率显著下降,目前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也一直致力于自杀的预防、研究、干预及培训合作工作。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作为北京市唯一一条24小时免费心理援助服务热线,已经在回龙观医院运行16年,累计接听来电30万人次,挽救高危来电1万余例。其中,人际关系和精神心理问题是主要咨询的两大问题。
据了解,16年来,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作为全国心理援助热线项目管理办公室,已培训200余名接线员,为来自全国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人群免费提供心理支持、疏导和干预服务,去年一年接听来电达30448个。
■ 对话
“聊着聊着,那边将安眠药吐了一床”
那些被自杀念头所捕获的人们,或许在某一天某首歌的评论指引下,拨通了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的电话,电话这边,接线员石镓维语气柔和,随时准备倾听陌生人的故事。这是石镓维踏入心理咨询行业的第3年,他放弃了机械设计的“铁饭碗”,对他来说,将这群人从死生之间的阴暗地带拉回明亮世界,是一种使命。
新京报:与来电咨询者的谈话一般是怎么开始的?
石镓维:最常见的就是,“我觉得活不下去了”、“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有的人更直接,说“我想要自杀了”、“我想要死了”。
有的人会试探一下,问问你是干什么的,这一类人比较好谈,人有好奇心的时候,求死程度比较低。当来电人只是叹息、状态低沉、声音特别小,那就非常危险,已经陷入了绝望,他们不在乎对面是谁,也不在乎能不能解决,如果问他需要什么帮助、想回到什么状态,他会告诉你,他没什么想法。
新京报:他们都会因为哪些问题打电话求助?
石镓维:当面临工作、家庭、生活方方面面的危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们会打来求助。可能是一对情侣相处了五六年突然分开了,对方连人带物消失了,自己还陷入极端情绪里出不来,无法向父母、朋友倾诉,钻牛角尖,就打电话来聊一聊。这其中,多数人是难受到一定程度,有了自杀的想法。少数人可能是被朋友推荐,还没有想要自杀,只是打过来交谈一下,然后知道这个热线是值得信赖的,给自己留存一个可靠的渠道。
新京报:他们有哪些共性吗?
石镓维:前来咨询的人多在18岁到39岁这个年龄段。除了他们青睐于选择热线咨询的方式外,我们自己分析认为,这也是人开始独立、融入社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时候。一些二十来岁的咨询者会问,“我现在是大好年华,怎么变成这样?”
其实这正是压力最大的时候,最轻松的年纪在学校,杂念不多,专心学习。大学毕业后,家庭、学业、陌生的社会规则交织,人的想法也越来越多,不一定都能适应。
另外还有一点新变化,尤其是这一年多来,我们发现前来咨询的孩子增多了。
新京报:孩子们会因为什么原因向你们咨询?
石镓维:一方面是家庭问题,可能父母感情破裂、离婚,孩子面临高考和家长的高期望,无法处理这样的压力,想要自杀。另一方面也是让我们感到特别无力的,校园霸凌问题。校园霸凌可能将孩子整个内心完全否定,这种创伤可能让人一辈子抬不起头。
新京报:最近有接到来自孩子的求助吗?
石镓维:有,前两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打来电话,说他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到底有没有意义,他觉得过不好未来的生活,非常害怕。一开始他没有安全感,不愿意说自己的经历,只是反复追问我活着的意义,后来突然告诉我,每个月只有妈妈不去赌博的时候最高兴。他的父母嗜赌,母亲拿着房产证借贷赌博,催债的人上门了,他就吓得躲在屋子的角落里,用卫生纸塞着耳朵。他非常希望父母能戒掉赌博,甚至尝试当着妈妈的面自残,但妈妈看了一眼转身就走。
新京报: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开解他?
石镓维:倾听是最重要的。他说了很多次,希望父母能够改邪归正,不要再赌博,前50分钟一直在讲,离通话结束只有七八分钟的时候,他突然来了一句,这是大人的事情。这意味着,他已经疏解了一些情绪,从死胡同里转出来了,也相信电话线对面的这个人是了解自己、接受自己的。这时候我们再去引导他,告诉他,每个人只能为自己负责,让他想一想自己有什么能做的,告诉他独立之后生活才会变好。
新京报:能否判断对方最后是否实施自杀?
石镓维:针对高危来电,我们有随访机制,会定期拨打来访者或者亲友的电话进行随访。电话里有时也能听出端倪,对面可能聊着聊着突然吐了,告诉我刚吞下去的安眠药吐了一床。有时传来呼呼的风声,或者打火机的声音,这个时候你问他们在哪里,回答你就坐在墙壁外挂着的空调外机上,有的是正在跑向河边准备跳河,有的蹲在马路边准备下一辆车来了就冲上去。
新京报:这份工作给你带来了什么?
石镓维:最大的收获是通过与这么多人沟通,沉淀下了东西,能去帮助更多的人。我们自身的困惑,有时候也会和他们讨论,得到一个解答。在理解他人的同时,你会发现许多人性与社会的规律,开始理解和宽容更多事,面临磨难时会更加笃定,知道这会是一段艰难的时光,但更知道它一定会过去,不会陷入“活着是为了什么、到底有没有意义”这样的陷阱里。毁灭一个人的往往不是生活的艰难,而是自我的斗争,当你追问为什么是自己遇到这种折磨时,会越来越难受。所以说,自我的斗争要少一点,节省下来精力,放在与生活的斗争上。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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