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我从一个牧马人变成了大学生

　　改革开放40年——1978：让现实告诉未来

　　我，一个在内蒙古插队下乡的知青，戏剧性地参加了1977年的恢复高考，从草原来到北京读大学，还在天安门广场搞勤工俭学实习，在人民大会堂庄严而隆重地毕业。

　　临阵磨枪6天，匆匆上考场

　　我高中毕业来到内蒙古边防牧区插队劳动。骑骆驼，挥大镰，在沙漠中打草；学蒙语唱蒙语歌，入乡随俗作牧民；射击投弹，基干民兵守卫边防；挑重担修水渠，大搞农牧业生产；为人民公社创办初中，担任临时教师教多门课。

　　下乡劳动期间，偶尔听到从城里传来的小道消息，说可能要恢复高考。可是，我读书的时候正是“文革”十年学工学农，没学多少文化课，即使真的恢复高考了，我也考不上，所以也不去想那天方夜谭的高考。

　　1977年12月初，人民公社干部突然给我送来一个加急电报，电文只有赫然醒目的五个字“父病重速回”。公社干部看了电报同意我回去探望一下，但要求速去速回。因为我刚为公社创办了初中，还兼着班主任，不能耽误了孩子们的学业。

　　要走出这大沙漠，还得费一番周折。先骑骆驼走几十公里，从公社到插队劳动的饲料基地，再到邻近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求那里的干部，搭乘兵团的大卡车到内蒙古磴口县城。第二天，再乘火车到宁夏银川市，第三天再转乘长途汽车到阿拉善左旗巴音浩特镇。

　　急切的跑到家，看到父亲病卧在床，但没电报上说得那么严重。这时，大姐告诉我，主要是让我回来参加高考，如果不把病情写得重些，怕我请不到假。如果说是参加高考，又怕我不愿回来。没有时间和途径与我商量，已给我报名参加高考。

　　高考的日期是12月15日，只有六天时间了。早先回到县城的同学都参加了多门课的补习，还有一两门课没讲完，我只能挤进去听个尾声了。东借西抄，找来几本复习资料，急匆匆地看课文、背公式、记政史，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就像机器一样往脑子里输入东西，感觉脑袋快要爆炸了。昏昏然，六天很快就过去了。我这把锈迹斑斑的老刀还没磨几下，就要上战场了。

　　恢复高考制度，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科学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开端，也是进行全面拨乱反正的一个突破口。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已经是1977年10月底了，当年组织全国统一考试已来不及了，由各省自己出题、组织考试。我于12月15日参加了这次高考，理科考试共4个科目，政治、理化、数学、语文。

　　1978年1月初，我接到高考办发来的电报，进入初选线了，我再次辗转迂回到了县城。体检合格，政审通过，加上填写报考志愿时毫不犹豫地填了“服从分配”的意愿，存在被哪个学校录取的可能。

　　就这样，匆匆赶场，懵懵懂懂完成了从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高考。

　　天安门广场搞观测

　　从一个牧马人变成大学生，我觉得就是一个奇迹。伴着那首“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的歌曲我来到首都北京林业大学。同学们都觉得能从5%的录取率考上大学十分不易，四年的时间里，大家都在拼命学习，把被“文革”耽误的学业抢回来。

　　大二的时候已学到专业基础课了，气象学老师在做一个“城市绿化对城市小气候影响”的研究课题。我积极争取到了这个实习的机会，老师分配我的工作是在天安门广场进行观测。那时候各方面对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都开绿灯，有关方面竟然同意了让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中间地带设立观测点。

　　我和几个同学住在西长安街六部口的一个园林环卫工人住的小院里，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起来，徒步走到广场，围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观测区，避免人来人往对观测的影响，架起气温、风速、湿度等观测设备，每隔一、两个小时观测一次，直到深夜。

　　骄阳似火的八月，气温近40摄氏度，我们工作的天安门广场硬化地面温度高达五、六十度，加之空气湿度很大，汗水不停地从脸上滴落到滚烫的地面上，马上就挥发了，身上的衣服全天都是湿乎乎的。又热又渴，随身带的军用水壶很快就喝空了，第一次奢侈的买了两分钱一碗的“前门大碗茶”，以解暑渴。

　　在天安门广场搞观测，当时不足为奇，现在看是空前绝后。在我的极力坚持下，我们请来前门大街北口的大北照相馆老师傅给我们留下了世纪之照。

　　参加人民大会堂毕业报告会

　　对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中央和国务院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和无上的待遇。1981年11月，中央特别批准，组织77级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走进中南海参观、学习。那时候中央让第一批大学生入场，真是莫大的荣誉和风光。

　　1982年1月5日，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首都高校毕业生报告会，我作为77级12800名毕业生的一员，一个曾经的牧马人，破天荒地走入了国家最高殿堂，聆听国家领导人的讲话。

　　“青年同志要珍惜和充分利用现在的条件，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一个青年，刚开始工作，只有取得各种有关的基础性的锻炼，才能更好地熟悉本行业务，才能培养起踏踏实实的良好的工作作风，才能进一步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

　　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大学毕业生召开会议，为我们壮行，其规格和档次是历史性的，充分彰显了国家对我们的重视程度。这么高规格的大会，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热情，以高昂的激情投向国家建设。

　　1月10日，学校宣布了分配方案，我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工作。读书的时候老先生们就告诉我们，水土保持专业就是修理地球的，工作地点都是在贫瘠、落后的大山里，许多毕业生到了山沟沟里，再也没出来过。

　　这次毕业，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了。我们几个家境比较困难的同学商量了一下，最后看看北京的名片，不然就要终身遗憾了。坐着几分钱的公交车，花几分钱买上颐和园的门票，在交道口看一场听说是立体的电影。最奢侈的就是在五道口剧场看了一场东方歌舞团的演出，特别是第一次看芭蕾舞，大学四年都不曾接触过这么高雅的艺术，就算一辈子待在山沟里，也无遗憾了。

　　离开北京时，同学们纷纷到火车站送行，平时那么刚毅的男同学也都抱头痛哭起来，女同学早已泣不成声。亲爱的同学，我们就要终身离开了，好像离家上战场一样，挥泪而别了。

　　改革开放使中国实现了让世界惊叹的发展，我们这第一批水土保持专业的毕业生也就打破了毕业后再难相见的历史。恢复高考40年后的2018年6月，同学们从祖国各地、各行各业，甚至国外赶回北京林业大学，回首历史，记叙友情，感悟那段青春年华。我们三个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做气象观测的同学在母校再一次留下了四十年后的合影。

　　□姜德文（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