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岸往事》 近代通商口岸版的“清明上河图”

　　华洋杂居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西方人按照条约规定，在中国开放的口岸城市及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租界中，自由地居住了上百年。西方人的活动重塑了他们所在城市的格局，也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观念。如果想要了解西方人在华生活细节及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吴芳思（Frances Wood）的《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原书名直译应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1843-1943年间中国通商口岸的生活》，堪称首选。

　　相比于费正清、史景迁、魏斐德等美国汉学家，英国人吴芳思在中国的知名度不算高。她上世纪70年代末曾在北京大学留学，后任大英博物馆中文部主任，负责管理包括1.4万件敦煌经卷在内的中文典籍，有人称其为“大英博物馆掌管中国历史的人”。利用这些材料，吴芳思写下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丝绸之路2000年》等书。而这部《口岸往事》则通过搜集整理大量侨民的回忆录、笔记、日记，描述了百年间海外侨民在中国的斑斓生活。

　　侨民在中国的舒适与“磨难”

　　对于通商口岸，如果仅看教科书的话，我们很容易留下一种印象，即中国只是在签订《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后，开放了广州、厦门、杭州等十几个口岸。事实上从1842年“五口通商”，中国主动或被动开放的口岸达104个，加上胶州湾、威海卫、香港、澳门等租借地、殖民地，中国全境至少曾有110个城市可供外国人自由通商、居住。

　　不同于那些聚焦上海、广州、天津等地的同类书籍，吴芳思在《口岸往事》中关注了更多相对较小的口岸，比如汉口、厦门、宁波，乃至牛庄、北海、喀什，多少都有涉及。西方人出于工作、经商或者传教的目的，来到这些陌生的口岸，想着继续原有的生活。在天津、上海等地，他们建起俱乐部、音乐厅、网球场、图书馆，很多开在口岸的公司里还设有酒吧。中上层的西方人由此过上舒适生活，即使在沈阳，也能享受到新年化装舞会带来的欢乐。

　　然而，西方人在中国的百年际遇并非一帆风顺，他们19世纪中期初来乍到，就陷入了难以想见的困境。比如，最初来到厦门的西方人发现，那里“曲折狭窄的街道，透过凹凸不平的石板路的裂缝，能够清楚看到下面的污水沟……每走一步，就会有无比的恶臭热情招待你的嗅觉。”于是厦门的西方人只好去往鼓浪屿，以至那里后来出现了13国领事馆。在宜昌，由于民众抗议，英国的第一位领事W.E.金不得不一度把领事馆建在长江边的几条船上。

　　很快，这些西方人发现，当他们定居下来后，所要面临的问题竟越来越多。在中国南方潮湿炎热的天气里，普通木材打造的家具，会成为白蚁的“大餐”；在旅馆洗澡，常常会被好奇的中国人围观；从江里打上来的水，不仅必须煮开，还要用砂砾、细沙、木炭过滤，才能保证饮用安全。现代医疗服务尤其难以获得，牛庄（位于辽宁省西部）的英国领事密迪乐手枪不慎走火，射中了自己大腿，从天津赶来的医生，在路上花了11天，才见到这位伤者。

　　在西方人的回忆中，经常被提及的还有他们的中国仆人——“这些故事的主题仍围绕着他们从其他外国家庭借东西的习惯、不讲卫生，以及‘爱占小便宜’”。《口岸往事》一书中举了不少让人啼笑皆非的事例，比如一名上海侨民有一个会做蛋糕的中国厨师，侨民以为厨师是用他精心采购的裱花袋，制作了美味的糖霜，谁知厨师当众公布“秘诀”：“‘我用了一只旧牙刷。’当看到他们脸上露出惊愕的神情时，他继续说道，‘噢，先生，不是主人的牙刷，是我自己的一柄旧牙刷。”不知道当时在座的客人们听到这些话，会是怎样一番心情呢？

　　不管遇到多少困难，这些西方人都还是希望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享受生活，至多和中国仆人打打交道，但动荡的现实，让他们的愿望几乎无法实现。在《口岸往事》中，吴芳思记叙了太平天国事件、义和团事件、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及抗日战争中，西方人的惊慌与应对。

　　当革命来临时，成都的侨民们躲进一座尚未完工的医院，并且自制了降落伞，准备在危急时刻用它跳下城墙。动荡并没有随着政权鼎革而结束，在公使馆任职的台克满说，“革命之后，地方政府崩溃，法律与规则大规模荒废，造成的局面就是，在许多地方冒险上路，想不遇到匪帮近乎不可能。他们抢劫、杀人或把人掳走，索要赎金。”我们知道，在著名的“临城火车大劫案”中，孙美瑶率领他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劫持了超过100名中外旅客。

　　西方人在中国的特殊存在，终结于日本侵华。1937年，日军攻陷天津、上海，开始封锁并侵入租界；四年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留在中国的英美等国侨民，被日军关押到潍坊集中营。1943年，作为盟国的英美率先宣布废除“治外法权”，向中国归还租界。于是当那些被囚禁的西方人重获自由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想回到过去的生活已不可能。

　　吴芳思引用的西方人回忆录、日记、书信多达数百种，她从中摘录出西方人在中国百年间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从中，我们能看到西方人在中国过得并不美好的那一面。

　　西式生活加速中国巨变

　　从1843年到1943年，西方因素在精神、物质两方面，加速了中国巨变。那些在中国各地口岸活动的西方人，自然也在有意无意间，影响着身边的中国人。

　　从《口岸往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在中国，先是将他们的治理方式移植了过来。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西方人组织“工部局”（相当于市政委员会），实行地方自治。吴芳思解释说，“虽说召集者常常是总领事（通常是英国），抛开这一点，工部局就是完全的独立机构，颁布规章制度和复杂条例之时，不必特别提及中国政府和母国政府。”1927年，在打出“反帝”旗号的北伐战争后，各地工部局中开始出现华人董事，参与租界管理。

　　书中提及的一件事足以证明工部局的独立性——1939年，几名抗日人士在天津英租界被捕，英国工部局出于保护商业利益和侨民安全的考虑，主张将这些人交给日军；在重庆代表英国政府的驻华大使则表示反对，指出他们“是抗日分子无疑，但此事按照英国法律并非犯罪行为。”最终在日军封锁的压力下，工部局将这些抗日人士交给了设在北平的伪政府。

　　相比之下，西方人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影响更为明显。《口岸往事》中特别举了一些上海买办的例子，这些人通过经营现代企业，实现财富积累后，全面接受西式住房及饮食。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保持诸多传统，“在他们的房子中，黑色木头打造的厚重家具、盆栽植物、中国大瓷瓶或景泰蓝大瓶一应俱全”。甚至，不少过着西式生活的人，依然会纳妾。

　　当然，西方人在这些口岸，也给中国人留下了很多不好的印象，外滩公园那块著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木牌即是其中之一。按照吴芳思的解释，不许华人和狗入内，只是公园管理规则诸多条目中的两项，其他还包括不准采花、不许骑车等。

　　对此，中国学者也早有研究。1994年，薛理勇在《世纪》杂志发表文章，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乃是“编造一个史实去哗众取宠”。后来熊月之、吴恒等就此详查史料，得出的结论和吴芳思一致，认为这句话是由工部局对游园者的诸多规定中“提炼”出来的。而所有号称见过这块牌子的人，在回忆中留下的说法都有所不同，包括“犬与华人不准入”“狗同中国人不许入”等。由此推断，那块著名的木牌当并不存在。

　　现在，无论中国人如何看待西方人在口岸生活的这段历史，都不能否认他们的影响。如吴芳思在最后一章《条约口岸的遗产》中写到的那样，“尽管条约口岸的外侨离开了。但是提示他们存在的实物留存下来。”不错，上海、天津、鼓浪屿的那些“小洋楼”，如今既是中国游客体验异域风情的便利选择，也是当年那些居华西方人曾经存在的见证。

　　总的来说，吴芳思这本书的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优点是细节丰富，能让读者充分感知到当年西方人在中国的生活状况；缺点则是记叙凌乱，全书名义上以时间为线，但其实没有一个贯穿的主旨。当然，《口岸往事》的意义也不在于阐释了什么有关西方人在华的新观点，作者的过人之处在于，她极具创意地为读者绘制了一幅近代通商口岸版的“清明上河图”。□杨津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