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公共领域 40年里，他们若隐若现

　　如果说，再也回不到往昔“经”的位置是现代儒学的必然命运，那么除了国家（state）这个领域，另外的领域儒家是怎么去接近的？所谓另外领域，即市场与社会。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全面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从那以后，市场化环境得以生长，社会空间破土而出，个体化悄然地进行。现代儒学在市场改革和社会重建等过程中却若隐若现。

　　上世纪90年代末，他们提出过一些民间化的书写和传播观念，包括改写自己的语言，接近大众读者，希望扩大社会基础。但回到民间的书写，只是一些传统文化与个人道德修养，而这一领域面临着异常激烈的竞争，因为对手是成功励志学，是心灵鸡汤。或许更根本的改变不必在此。

　　撰文/新京报记者 罗东

　　1979-1999

　　市场改革与“两个议题”

　　1995年8月3日，“儒家思想与市场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平谷开幕，正如会议主题所示，与会者围绕“儒家思想”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展开了一场讨论。而根据中国知网的搜索显示，前一年，即1994年关于儒家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也首次破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1992年后已经是一个政策事实，于是他们也都以这一事实作为最基本的思考语境，并主要产生了两个议题。

　　第一，是论证儒家“义利观”等思想与商业文明不是对立或矛盾关系，比如引证孔子曾经所说，追求利也是正当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第二，是重述儒家“天人合一”的伦理思想，主张“天”的神圣性，以后现代主义的方式解决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造成的迷茫、孤独、异化等现代化困境。

　　实际上在此之前，儒家较少参与市场经济探讨。最早者或许是陈焕章，191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而自1978年至1992年则很罕见，且基本上都受海外思想环境影响——20世纪70年代，日本等亚洲经济体的成功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场是否重估儒家思想的热议。所以1989年，陈来在《中国青年论坛》第4期发表的《儒家伦理与工业东亚》，张鸿翼同年出版的《儒家经济伦理》（版本：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这些为数不多的写作，都是要从儒家伦理中寻找商业文明因素。其间参与国内市场改革讨论则更罕见。

　　那么，市场化环境在中国社会是如何生长出来的？最早的尝试如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被证明行不通，逻辑还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随后是依靠当时非常边缘的力量，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群体。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是通过借助这样一些自下而上的力量才创造出市场化环境，也才有后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这个时候对于人们来说，商品经济突然要变得正当了，不可避免地迎来一个道德价值体系崩溃和重建的过程。企业家要重建尊严，从政者要去重新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普遍地，劳动者也遭遇价值观的冲突危机。改革早期，往往是胆大者踊跃突破限制，冒险去做工、营生，却在伦理上不具备正当性。商业精神的激进辩护者如安·兰德等人的作品经过大众传播，变成了一种重建伦理秩序的思想资源。个人正当的物质欲望、追求合法范围的“自私自利”随之在伦理上逐步得到了认可。然而，儒家却没有参与这一历史性观念变革。

　　到了世纪之交，1995年那场研讨会和1994年前后数年的期刊论文所聚焦的议题，有了一些变化：一是，市场经济的观念变革已告一段落，通过论证儒家思想和商业文明的相容关系，再也难以增进新的知识或思想；二是，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转型，全面改变了家庭形态和婚姻观念，也致使重视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的传统伦理缺少响应的现实基础。

　　相反，商业化运作的“国学总裁班”则成了儒家传播经典儒学最具规模、也最受欢迎的渠道之一。他们讲授企业管理的儒家智慧，借助于“国学热”，通过经典儒家的语录来论证一个常识，比如说，“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塑造企业核心价值观与领袖修身”，“企业管理，归纳起来就是：仁、义、礼、智、信”。与此同时，一些以经典儒学先贤为旗号的、不知所谓的“女德班”，与近代以来追求的平等自由性别关系产生冲突。即便它们被认为是“冒牌”，也不受儒家群体待见。

　　2000年至今

　　社会重建与“不在场”

　　转眼到了21世纪，受加入世贸组织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GDP继续高速增长，在2007年达到14.2%，是自本世纪以来迄今为止最高的一个巅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短暂的波动，中国经济随之出现了一个相对漫长的经济下降周期，即数年后说的“新常态”周期。

　　当儒家，或者说新儒家还在论证儒家伦理与商业文明不矛盾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另一个阶段“社会重建”已经到来。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社会处于被压缩状态。具体来说，社会被认为是这样一个自主空间，与国家和市场等两大领域相互平衡，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且以追求成员自由平等为理想。

　　保护社会，甚至更激进者在学术研究上提出要重新回到阶级分析，这样一些话语的出场，既是在思考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是在反思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现实问题，包括财富分配、阶层流动、农民工在劳工关系中的处境、区域经济协调等。其间，由陆学艺等人编著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通过社会学实证方法较早进行了一些描述。

　　在此背景之下，经常被误认为不关心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也在这一阶段由注重一般生产要素，转向注重关于人的权利境遇。从国内最高经济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获奖论文就可一窥他们的现实关注，比如《营养、健康与效率——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证据》（张车伟，《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改革》2006年第5期）和《中国扶贫绩效及其因素分析》（李周主编，节选自《中国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第六章/科学出版社，2007年2月）等论文就对外出打工者的就业和个人权益、贫困与反贫困提供了经济学解释。

　　同期，2003年，蒋庆出版了《政治儒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提出他设计的王道政治，即所谓“三院制”，批判“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研究。不久后，“大陆新儒家”的提法形成。他们认为儒家或儒者必须有一种价值认同，晚清以来，儒学的命运被大变局改写，即便从情感上也需要挽救这一失落命运。随后在政治、文化或宗教等维度上出版了一批作品。他们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线路，重建制度，实现政治理想，像北宋大家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实际上从那至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具体困境，都少见儒者或新儒家的身影。

　　严格说来，即便是社会重建，激进之举也可能造成伤害，历史上因此出现过灾难；即便是介入现实，所谓“关怀”也可能变成给别人设计生活，而不顾对方的主体性。这一点在百年来各种乡村建设运动上显得尤其突出。如果没有严谨的实证研究，没有切身的感知，没有包容的心态，单凭思辨与一腔热血的行动无法成功。

　　然而，新儒家对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公共领域并不感兴趣，与具体的现实问题保持距离。儒学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问题在于，新儒家群体本身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修养，他们的言论，他们参与知识竞争的水平，以及他们对现实的干预或关心及其方式、方向和程度，直接影响着现代儒学在大众心中的印象。被赞誉为“最后的大儒家”的梁漱溟，即便他的乡村建设受到争议，但在重要公共议题上所表现的勇气和学识还是让他广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