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春秋战国 从孔子再望中国“轴心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时代，学界一般把儒学看成是诸子之一。由于这一时期礼崩乐坏，社会裂变，诸侯争霸，战争频仍，中华民族在理性思维上发生了一个大爆发，学界常引用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和帕森斯的“哲学的突破”之说来阐发其意义。从学术形态来说，此前是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是百家之学。从思想形态来说，此前是“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春秋战国是“道术为天下裂”，“百家往而不反”。

　　有述有作

　　孔子集上古以来文化之大成

　　传统上有诸子出于王官之说，但实际上孔子儒家与其他诸子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从学术传承上看，孔子整理“六经”，自称“述而不作”，是对上古以来中国文化的全面继承，《中庸》言“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言“孔子之谓集大成”，是说孔子思想学说“集”了他以前中国文化之“大成”；而诸子只是对六经某一方面的传承与发挥，是“《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第二，孔子在传承中有创新，所谓“述而不作”实际上是“有述有作”，“述中有作”，开创了后来注经的学术传统——经学，遂形成了儒家学派。以经学为基础的儒学更多地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而诸子没有系统的经学传统，最多只是引用“六经”的片言只语表达一家一派的个人观点。第三，孔子还以古代圣王之道为理想，以个体生命的担当，圣人人格的提升完成了道统、经典和圣人三位一体的儒家学说体系构架，为后来的儒学发展奠定了规模和典范；而诸子大多不讲道德人格的建树，多以一己之私论试图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

　　正如熊十力先生所说：“古代圣帝明王立身行己之至德要道，与其平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孔子皆融会贯穿之，以造成伟大之学派。”（熊十力，《熊十力别集·读经示要》，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钱穆先生也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钱穆《孔子传·序言》，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9月）因此，儒家产生之时即便作为诸子之一，但由于孔子对六艺、六经的情有独钟，游文于六艺之中，体道于六经之中，就使得儒家一形成就具有超越其他诸家的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和深厚的学术文化基础。

　　孔子的思想非常丰富，可以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进行归纳，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概括其思想体系的构成：第一是道、德、天（命）、鬼神层面，这是孔子思想的形而上层面。这方面由于《论语·公冶长》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段著名的文字造成了误解，以为孔子没有性与天道的形而上的维度，需要正本清源。第二是仁礼中庸层面。这一层面是这样的结构：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与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被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中和论”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修己是治人的前提和条件，治人是修己的目标和归宿；而修己和治人两大部分思想内容的构建又是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和”是完成整体构建的方法论原则和标准，也是最高理想境界。

　　孔子的人格和思想吸引了许多人来求学，形成了很大的势力。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说：“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众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因为他一生不曾得大志，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孔子殃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于此可知，儒家的形成，实与孔子的个人人格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些及门弟子中，如若粗略分类，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种：一是在德行方面表现出众的，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二是在政事方面颇为出众的，有冉有、季路；三是在言语方面成就出众的，如宰我、子贡；四是在文献传承方面有突出成绩的有子游、子夏。还有其他一些颇负盛名的弟子，总的看来都是个性各异，各有特征，学有所长，术有专攻，这便为儒家的后来发展与分化埋下了伏笔。

　　孔门后学

　　从“内”“外”不同路径形成影响

　　孔子去世后的实际情况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做了简洁的描述，“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真正能“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者，只有“威、宣之际”的“孟子、荀卿之列”而已。对于孔门弟子的实际分化情况，《韩非子·显学篇》有一个大概的描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显然，这里的儒学八派已不仅指孔子的及门弟子，而且应该包括韩非所处的时代即战国时期儒学的情况。

　　现代一般学者都按学术倾向把孔门后学分为“主内派”和“主外派”。“主内派”以曾子为开山，到了子思在孔子去世后形成了一个小高峰，影响到孟子，形成一个大高峰，其思想倾向重仁、内省，明心见性，由孝治推衍为德治、教化，在先秦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宋明以后被认为是儒家的正统；“主外派”是孔子弟子子夏开创的，其思想倾向重礼、博学，重视现实政治参与，发展出法治，对法家的形成影响很大，在先秦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荀子。

　　孟子曾经自称“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史记·孟荀列传》），故在战国时代，人们就已经将子思与孟子合称并论，《荀子·非二十二子》就把子思和孟子联系起来进行批判。后来，世人将他们所主张的思想，称之为“思孟学派”。子思的著作，在汉代有《子思子》23篇，后来失传。今本《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相传是子思作品。郭店儒简属思孟学派著作，是早期儒家心性学说的重要文献，补足了孔孟之间思想链条上的缺环。

　　孟子把孔子“仁”的思想发展为系统的“仁政”学说，成为王道的核心内容，作王霸之辨，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着眼于争取民心，目的是“保民而王”。为了给其仁政说寻找哲学基础，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认为每个人都有先天的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四端”的发展与扩充即是仁、义、礼、智“四德”，论证了道德的人性基础。同时，孟子在“天人合一”的构架下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其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论证了心性与天道的关系。所以陆九渊说:“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象山全集》卷三十四）

　　荀子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结束时一位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先秦诸子进行批判继承而集大成的人物，是先秦儒家的殿军。如果说孟子主要发展了孔子的仁，荀子则主要继承了孔子的礼。荀子在孔子“仁”的基础上着重发挥孔子“礼”的思想，注重从外在规范上展开，构建了以“礼义”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以“仁”为基础，包含了仁、义、礼、乐、法、刑在内的思想体系，注重人道为本的礼义道德，强调体道与修身，发挥礼义的社会政治功能，担当王道思想的传承，他既法先王也法后王，以圣人的理想人格为依归，守护王道政治理想。荀子涉猎广泛，学识渊博，以儒为本，兼综儒道墨法名，其思想对秦汉，乃至其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文化影响深巨。而谭嗣同在《仁学》中说“两千年之学，荀学也”，此说当然是愤激之语，容易引起误解，其实传统儒学孔孟之道才是正统，荀学从韩愈开始被认为是“大醇而小疵”，被排斥在儒家道统之外。

　　【撰文】

　　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国学及儒学、儒教研究，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中国古代思想简史》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