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隽永篇章
深圳能不能留住华为、能不能再造一个华为,关键的并不是房价有多高,而是制度成本到底能降下来多少。
近日,华为第二批5400名员工离开深圳,搬至东莞。这则新闻立即引发热议: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正面临着企业的大量流出,这是否意味着它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长期以来,深圳凭借其繁荣的经济、良好的环境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批企业和个人。这些企业和人才的大规模引进,一方面为深圳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让深圳有限的土地变得供不应求。
在巨大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深圳的房价经历了迅速上涨。从2000年到2018年,深圳的房价上升了十多倍。居高不下的房价不仅让企业的运作成本大为增加,还让企业招聘、挽留人才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深圳市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稳定房价,让房价迅速上涨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至少在最近几年,深圳房价很难出现较大规模的回落。
而相比深圳,东莞、惠州等城市的地价和房价都要低廉很多。以东莞的松山湖为例,它毗邻深圳,但当地的房价却只有深圳的1/3左右,这就对深圳的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加之周边城市对企业给予的各项优惠措施十分到位,对优秀企业大都承诺给地、给房、减免税收,因此,可以预期,深圳的企业向周边城市流动将会是一个趋势。
尽管由于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深圳面临着企业外流的风险,但是从总体上看,其相对于周边城市的优势依然是存在的。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深圳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链配套。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对人才的友好态度已让深圳形成了较强的集聚优势。这些因素对于研发型企业来说尤其重要。
曾有一位在深圳创业的惠州籍企业家告诉我:“我的企业主要是做研发的,之所以不选择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更低、政策扶持更为优惠的惠州,而选择深圳作为自己的创业地点,是因为深圳的研发条件更好、更能招到人才”。
由此可见,虽然房地产价格高涨给深圳带来了企业外流的风险,但这种风险的偏向性是十分明显的。
目前,搬离深圳的主要是那些劳动力较为密集,对员工的学历、技能要求不高的企业,而以研发为主的企业则更倾向于留在深圳。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深圳应该对企业外流引起重视,但同时也应该将其视为优化自身产业结构的一次机会。如果能顺势而为,将产业结构从“微笑曲线”中间的生产环节升级到两端的研发和销售环节,那么这对于深圳而言也不失为一次提升。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相比于土地等经济成本来说,制度成本的影响是更大的。尤其是对于处在“微笑曲线”两端的企业,优越的制度环境远比低廉的经济成本重要得多。
尽管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拥有多方面的制度优势,但从现在的情况看,深圳在降低制度成本方面依然大有可为。
根据我对深圳一千余家企业所做的问卷调查,目前深圳在行政效率、司法公正性、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果可以在这些领域推进改革、积极发力,那么其对企业产生的正面效应就足以抵消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
可以说,深圳能不能留住华为、能不能再造一个华为,关键的并不是房价有多高,而是制度成本到底能降下来多少。
□陈永伟(《比较》研究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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