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将芜胡不归我们的漫游与还乡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几千年前，当陶渊明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或许已经预见了后来的无数个世纪里人类与自然不断分离又不断亲近的故事，早就知道放逐自己的人们终有一天会怀念一块安静的土地。

　　我们曾在不同的意象中漫游，但漫游的尽头都是回归。20世纪“垮掉一代”从公路情结到山林情结的生成，嬉皮士们由反叛走向某种退守，格林尼治村的盛衰兴废等，都多少反映了这一趋势。除了自然与生活本身的吸引，很大程度上还有对于自我流放的怀疑，比如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归来》里所质疑的：“我感到我们所受的全部训练都是不自觉地在消灭我们在泥土中的那一点根，在消除我们乡土和区域性的特点，在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无家可归的公民。”那么，人为何一直有逃离、有漫游的渴求，又为何一直有安顿、有还乡的渴求呢？又或者，不是逃离，而是寻找。

　　在一本名为《六》的书里，书写者苏娅和被书写者“六”共同讲述了一个日本自由音乐创作者在中国大理亲近自然、用自然农法耕种、践行自然教育的故事。有人称此为“一位来自日本的不写诗的现代陶渊明的生活展开方式”。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归园田居”的古典故事传承，但其实它是一个有着某种造梦意义的、异质的现代故事。因为在当下中国，它竟然对很多渴望成功的人们构成了治愈。六的故事，不但给了作者一个释放自己的出口，也给了我们一个想象自己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