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自然 曾是反叛，终为治愈

　　六自言要“回到从前”，因为“经济富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舒适，但人反而变得更忙碌、更焦虑，丧失了思考和休息的时间，心灵变得贫瘠，最终失去生活目标”。而“如果内心富足，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接受起来都不难。”他最想让人们思考的就是如何实现“内心与生活的富足”，他愿意遵从自然的法则，在季节循环里理解本性和命运，在风吹稻浪的节奏中感受生命的脉搏，从容，恬淡，平安，随喜。

　　回溯 自然被作为灵感之源和反叛武器

　　六的生活，与中国古代文人“采菊东篱”“悠然南山”的情结如出一辙。不久前的一部日本电影《生存家族》，也阐释了与六同样的生活理想。影片讲述了全国范围内的停电所带来的现代社会危机，陷入困境的铃木一家人想要躲到鹿儿岛的外公家，因为在那里生活能够自给自足，曾经厌弃的外公家，代表着幸福宁静。影片结尾，电力恢复，但是一家人却并不想回到都市，他们已经晒成了黑黝黝的鹿儿岛人，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末日题材转变成治愈故事，影片就像一个寓言，告诉你逃离废墟一样的现代都市，回归自然才是生命真章。

　　早在100多年前，诗人奥登在其诗作《焦虑的年代》中就对现代社会进行过批判，描述过一种“向崇尚商业与机械价值的世界靠拢的压力”。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美国，将自然视为对抗人性异化的乌托邦来自于美国传统文学。作家往往从荒原中获取灵感，把荒原理想化，将它描绘成摆脱社会限制的理想王国。因此荒原意象成为整个美国文学的母题之一，并发展成为其民族文学的传统。

　　原始的森林孕育了美国超验主义哲学。19世纪30-40年代，在美国最早进入工业化时代的东岸新英格兰地区，以爱默生为首的超验主义思想家，对越来越唯利是图的社会状况非常不满。受爱德华兹的影响，他们把自然界看作一个充满灵性的客体，认为只有在大自然中，个人对自然的崇拜才能使人与自然达到真正的和谐统一，指出“田野和森林给予的最大快乐是人和植物间玄妙关系的暗示”（《爱默生演讲录》），这种观点恰恰迎合了浪漫主义时期人们渴望远离尘嚣，回归自然的思想，进而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推向高潮，甚至被称为是美国的“文艺复兴”。

　　爱默生和梭罗等超验主义奠基人都曾亲身实践与大自然的融合体验，梭罗在瓦尔登湖畔体悟到哲学的真谛，并写成《瓦尔登湖》，向人们宣称：“回归自然，沉入大自然的怀抱，你就会觉得你的灵魂又完整了”。库柏、马克·吐温、福克纳、菲茨杰拉尔德等等，也都曾通过书写过森林意象，抒发对自由的向往，希冀可以通过它挣脱社会羁绊，超越物质世界，从而抚慰心灵，并达到精神上的自由。

　　此外，东方哲学从自然之中汲取智慧的传统也深刻影响了现代西方文化。禅宗于南宋时传入日本，20世纪初，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撰写了《禅佛教论集》，将其传入欧美，此举被认为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大事，意义如同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介。在书中，铃木大拙指出：“禅本质上是洞察人生命本性的艺术，它指出从奴役到自由的道路”，对沉溺于物质享受和欲望诱惑的西方世界有当头棒喝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工业化进行得如火如荼时，一些学者和作家也曾集中火力轰击科技和机器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斯图尔特·蔡斯在比较了美国和墨西哥社会之后，认为乡村化的墨西哥比城市化的美国精神上要幸福得多，内心要宁静得多。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垮掉派”成员之一，美国诗人加里·施奈德译介了24首寒山诗歌。来自中国的中唐诗人寒山及其作品开始了在美国翻译文学史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学之旅。“佯狂似癫”的寒山那超尘绝俗的生活方式，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以及他那从山林中汲取精神力量的“荒野情结”在“垮掉的一代”的心灵深处引发了强烈而深刻的共鸣。无论是生活言行、文艺创作，还是对待人生和自然的态度，“垮掉的一代”都表现出与寒山之间的传承关系与精神契合。

　　“垮掉派”以及后来的嬉皮士们憎恶物质享受，将回归自然作为战斗的武器，来反对保守的主流价值观，反对冷战文明，成群结队到山林旷野间追寻心灵的依托。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中就有大量对主人公萨尔融入自然之后其精神世界的诗意书写，而他的另一本小说《达摩流浪者》阐发了作者关于背包革命、自然精神、生命思索以及禅之道的深刻认识，并详细叙述了他对佛教的顿悟过程，即通过对本性的孤独沉思，在自然中发现强大的精神力量。

　　直至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中产阶级的逆子们化身嬉皮士，骑着哈雷摩托车，在《逍遥骑士》中，行驶在山间公路上，高唱着自然的赞歌，开创了迥异于经典好莱坞的反叛类型影片——公路片。影片中的年轻人远离都市，集体生活在原始公社中，过着吉卜赛人一样的生活。

　　这种对自然的欢呼雀跃在西恩·潘2007年创作的影片《荒野生存》中更为突显。比起《逍遥骑士》用张扬的机车之旅与浮光掠影的景观体验来展示一种革命的姿态，《荒野生存》的徒步之旅更符合归隐山林的禅宗气质，into the wild也更加实至名归。

　　影片中充满了对都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批判，控诉病态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充满虚伪、冷漠和隔膜。影片中对主人公的荒野生活描绘得激情澎湃，波澜壮阔。从北加州丛林生活中的广袤、静谧、和谐开始，特写的小虫，饮水回望的小鹿，潺潺的流水，泰山一样的主人公——一幅超然的画卷为自然赋予了一种伦理色彩。自然是道德的、温暖的、自由的、友好的，阳光从树顶洒下，犹如圣光。主人公张开双臂，尽情陶醉，闭目感受自然的力量。这种打起背包走天涯的“背囊文化”，与其说是一种逃避，不如说是一种背离，对体制和所绝望的一切的背离。

　　在路上 

　　入世的成功，与出世的向往

　　在20世纪60年代的喧嚣过后，大多数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的平民毕业生——那些曾经激烈反对资本主义、否定“美国梦”、否定世俗成功、蔑视物质财富的嬉皮士，踏入了社会，进入主流开始生活。作为“凭自己的实力脱颖而出的精英分子”，他们发现必须先改变自己对金钱的态度。

　　1980年，芝加哥大学的劳动市场专家墨菲指出，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薪资比高中毕业生高出大约35%左右。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薪资比高中毕业生足高出70%，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更高出90%以上。大学学位的薪资价值在15年中增长了一倍。

　　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爬到权力的顶端时仍表现出不屑；如何在富裕的生活和自尊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如何在他们的成功和心灵之间、他们的精英地位和平等主义的理想之间取得调和。所以，20世纪90年代的高学历精英分子的最大成就，就是创造一种生活方式，既可以让人享有富裕的成功，同时又不失叛逆的自由灵魂。

　　于是，追求物质文明的布尔乔亚主流文化与源自于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价值观念合而为一，波希米亚人和布尔乔亚阶级彼此吸收，并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布尔乔亚式的波希米亚人，也就是“布波族”（BOBOS）。布波族要在追逐世俗成功的同时，关注内心成长。

　　于是乎，布波族的“英雄们”用抛弃肉体的方式来净化心灵，他们“把大自然变成了一处获取成就感的竞技场，成了一连串他们可以去克服的煎熬和障碍。他们用最不自然的态度进入大自然……地球上超过海拔一万英尺高的地方都挤满了穿着鲜艳登山服的百万富翁在稀薄的高山空气里和大自然搏斗”（大卫·布鲁克斯《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

　　原本充满反叛姿态的公路故事，渐渐转变成为一种治愈之旅，在旅途中投身大自然，寻找自我。旅游人类学家曾专门论述过旅行作为宗教仪式的升华作用。人类学家特纳将基督教教徒的“朝圣”行为看作一种“生命礼仪”。在朝圣过程中，在神圣力量的驱使下，所有人都经历着共同考验，同吃、同住，体验群体的团结、不受社会等级结构约束的本性的联系，体验无拘无束地不带世俗“人格面具”交往的本真，过着暂时返璞归真的生活，建立起超越一切的、团结一致的人际关系。

　　高速发展的现代生活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滋生了无数烦恼。有人总结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十大焦虑，指出社会转型期，人们内心的空虚和焦虑已经吞没了他们人生出发的原点，“每个夜晚，城市中产者的灵魂在机械生活暂时结束后，就不安地作出空虚的飘荡”。（《中国中产阶级十大焦虑症》）这样的撕扯与纠结成为一代人的集体困扰。

　　六曾疑问：“经济的富足与精神的富足难道不是成正比的吗？”他发现，金钱的积累并不是幸福的积累，反而“生存的智慧和生活的场景渐渐消失了”，更多人得了“现代病”。中产阶级往往“一边马云，一边星云”，“一边是入世的成功，一边是出世的向往，人们在撕扯中挣扎着前行”。不过，与很多人只是通过上路来获得短暂的心灵提升不同，六的乡野之居更有炊烟袅袅的烟火气息，更有生活，也更从容达观。

　　□李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