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敬人 设计一本书，就像导演一出“书戏”

　　1947年出生的吕敬人已经70有余，曾经在上海里弄里和兄弟几个一同打闹的孩子，如今是业内备受尊敬的书籍设计师。

　　“经历不少，涉世甚浅……”吕敬人的文字谦逊，真人亦如是。老了的他更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童，谈到喜欢的书时眼神里满是希望与人分享的欣喜。讲到书籍设计时，他总是适时地从边上的书架上拿书来举例，站起来俯身将设计理念娓娓道来，相同的话不知他已与多少学生、访客讲过。曾在清华美院与之共事的画家冯远一写到，他是学生们的“笑脸”爷爷，有着“地中海发型”和“万有引力胡须”。

　　1978年，有着画家梦的吕敬人离开接受下乡改造的北大荒，进入出版社做书、画插图。他出国学习，在杉浦康平那里第一次知道了做书原来有那么多学问，相比较而言，国内书籍设计的理念，还有很大有待提升的空间。到2018年，吕敬人在书籍设计这条路上已经深耕了40年。

　　前不久他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举办了《书籍问道——书籍设计40年》回顾展，他的“书籍设计”“书有五感”“纸有生命”等理念和他的人生经历贯穿其间。40年来，他只做了“做书”这一件事。他说：“我喜欢，我离不开它，也做不了别的，它是工作，也是责任。”

　　采写

　　新京报记者 吕婉婷

　　书艺问“道”

　　书籍设计不等于做一个漂亮封面

　　新京报：2006年，你出版了讨论书籍设计的专著《书艺问道》，书名中的“道”字作何解？

　　吕敬人：“道”就是规则。书籍审美有它的规则，但更重要的是阅读的规则。之前我们以为书籍设计就是要给书做装饰、做嫁衣，这种观念是有所欠缺的。做书需要理解信息传播的内在特征和规则，理解文本表现的特征和规则。文本表现形式是可以讲故事的，不同的“导演”，不同的“脚本”，可以演绎出不同的阅读感受，阅读的个性也随着设计者的改变而改变。

　　“道”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我一直在“问道”。在《书艺问道》中，我提出了我所追求的十个“道”，其中最核心的是“编辑设计”。设计者要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在设计中表现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只看内容提要能做好一本书吗？给书设计一个漂亮的封面就足够了吗？这远远不够。过去书籍装帧只需要做插图和封面，无法涉及编辑的工作。可做书要对读者负责任，这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我文本考证的时间长了，我编辑的图像才会更准确，书中提及的时代和人物都找到准确的视觉形象了，这样的书才是有价值的。

　　新京报：你的设计理念中有两点让我很感兴趣，“看不见的格子”和“空间的时间感”。可否具体阐述一下其内涵？

　　吕敬人：谈到设计规则时，我们会想到西方的网格设计和黄金比。这些规矩让阅读变得条理清晰，而不是零零散散的。我的老师杉浦康平则提出了东方式的“网格设计”，我们要用网格建立一个系统，不同的网格内又有自己的创造和设计，有规矩又不局限于规矩。这样的“网格”是隐藏于文本之间的，就像杉浦老师所说，你这本书要做得有规矩，但是不能被人们看到明显的格子。标题、体例、注释、图解都在系统之中，虽然看不见“格子”，但是看起来怎么就那么舒服。

　　而“时间感”就是我提出的“书筑”的概念。建筑是容纳人和物的容器，书是容纳文本信息的容器。当你建筑房子的时候，如果它只是一个架子，它就只是一个“死”空间，但当人进来以后房子就变“活”了。当人在室内走动，就与空间产生了时间关系。一个好的建筑设计师，会很好地把握一个人在房间里流动的时间，如何停留，如何顺势看景，引导人们在流动中享受空间之美。书也一样。

　　所以书籍设计不是排版，不是把文字扔进去，而是要掌握快慢的节奏，设计阅读与人的时间关系，让阅读产生音乐感，导演一出“书戏”。做书就像演电影一样，什么时候开场，什么时候黑幕，书名在黑幕中忽隐忽现，此时我是一名导演，我在引导读者“入戏”。

　　故纸温暖 

　　它是折射时代的一面镜子

　　新京报：中国古代的书籍装帧跟现代装帧很不一样，带有浓厚的文人趣味，你对此怎么看？

　　吕敬人：古代做一本书要耗费很长时间。一次印一两百册，而不是泛泛的几万册。除了皇家、权贵、官府和有名的文人，没多少人能投入那么多成本刻制雕版。那时候文人对书的品位很高，中国汉字雕版至今依然被当做最精彩的艺术品之一。

　　古代书籍设计也在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改进，在数千年漫长的古籍创作中，它们经历了简策、卷轴、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状等形式。我认为中国古代书籍的创造力比今天都要强。你看它们的版式，字体的编排，字体灰度的掌握，比我们现在要讲究得多。

　　新京报：到民国时期书籍设计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吕敬人：因为辛亥革命后全盘西化，线装书被取消了，竖排字改为横排字，全面仿效西方的书籍制作。当时艺术创作氛围很宽松，很多人到国外取经，大部分人去日本，少部分人到欧洲。民国的设计就是“拿来主义”，学到以后充分学习利用。当时涌现了一批装帧家，比如鲁迅、丰子恺、闻一多，他们博采众长，极大丰富了书籍的设计语言。鲁迅为自己的作品做了很多精彩的封面和插图，代表设计有《呐喊》《彷徨》，都能找到学习的出处。

　　新京报：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十年，书籍设计又发生很大变化，你说过这和经济基础有关。

　　吕敬人：当时经济条件不好，做书籍设计是不可能的。有书读已经是恩赐了。所以书做个封皮就行了，封底还是白底的，因为节省铜板和油墨。“文革”结束后，流行的设计就是俄罗斯的构成主义和装饰主义，装帧就是画封面，插图加文字，封面唯一，内文无须设计。苦难时期，有馒头咸菜就不错了，只要温饱，谈不上美。现在人们条件好了，有精神追求了，就要求菜色新鲜，要求摆盘精致。人们在有意识地改变。所以说，装帧设计是折射时代的一面镜子。

　　新京报：对于目前的书籍装帧，你有过许多批评。你认为现在情况有所好转吗？

　　吕敬人：最近二十年中国的书籍设计发生了很多改变。在保留前辈风格的同时，引进了现代设计意识，包括整体设计，风格也更为多元。除了市面上标准化的作品，也出现了不少带有设计师个性的作品。

　　但中国的书籍设计整体上还是落后的，一在于设计理念，二在于投入的完整度，三在于工艺的细节，这些都存在问题。我们现在通过举行书籍设计比赛、进行评选来做引导。但是由于分母太大，这点改变可能暂时还没有明显地体现。但是在一些独立书店中已经有所体现了，它们不像大型书店一样进行大批采购，老板都是有品位的，采购的书不仅要内容好，还要有优雅的体态。

　　新京报：在上海举办书籍设计40年回顾展览期间，你曾参加了一场讨论亚洲书籍制作可能性的论坛。你认为存在一种统一的亚洲书籍设计的特征吗？

　　吕敬人：如果要归纳特征，那还是要用到杉浦老师的观点，“多主语”的亚洲。亚洲民族多，语言多，文化形式多，我的天啊，东方太丰富了。杉浦老师说万物有灵，不能忽略任何一个。对每个国家的文化都要尊重。他提出了“噪音学说”，全世界充满了“噪音”，因为所有主语一同发声。杉浦老师的书也充满了“噪音”，充满了各个民族有声有色的东西。

　　西方化的简洁提倡高度的概念抽象，形成高度纯净的东西。杉浦老师不反对简洁，但世界不能被简洁统领。他说你的脚往地上一踩，会扬起千亿灰尘，这些尘埃都是生灵。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当意识到这点后，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了，单主语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