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思维训练

　　如今说起殷海光先生，国人第一反应往往是自由思想者，说起他的代表作，则往往会提及《中国文化的展望》。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逻辑学家。他的本行乃是逻辑学，他的第一本书乃是翻译《逻辑基本》（The Fundamental of logic），193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译者署名“殷福生”，那是他的原名，那年他仅仅18岁。

　　翌年，他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师从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教授，早在他读高中之时，便与金岳霖相识，从物质到精神，都备受教益，多年以后，他向得意弟子林毓生感叹，称遇到金岳霖“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如今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

　　追随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期间，殷海光写出了《逻辑讲话》，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此书面世之后相当畅销，最大原因可归结于作者的别出心裁，采用对话体，有如拉家常，试图把高深的逻辑学通俗化。如你所知，逻辑学一大问题，即在入门难，那些枯燥的概念、复杂的公式，常使人望而却步、退避三舍——像殷海光那样，不到16岁便开读金岳霖《逻辑》，并读得如痴如醉，手不释卷，只能说是异数——恰因此，逻辑学入门书应运而生，诸如《简明逻辑学》《简单的逻辑学》《逻辑思维简易入门》《笨蛋！重要的是逻辑！》之类，市面之上极为常见。说起来，《逻辑讲话》可谓此道先驱。

　　1956年，殷海光在《逻辑讲话》及讲义版的基础之上，写成《逻辑新引》，此时距离《逻辑讲话》初版已经13年，天翻地覆，沧海桑田，他也从大陆飘零到台湾。与《逻辑讲话》相比，《逻辑新引》的内容“大加修正”，不过体例不改，依旧采用对话体，一位老师和两个学生聊天。老师谆谆善诱，学生倾耳聆听，这大抵是殷海光最心仪的场景，平时他便喜欢与学生聊天，其学生陈鼓应说他的聊天比文章还好。书中曾描绘聊天的环境，“吴先生照例坐在他惯坐的那张椅子上。椅子临窗，窗外长满了茑萝，红色的小茑萝花正在盛开，吴先生抽着烟，神色沉静……”这一幕，也是殷海光梦寐以求的诗意生活，现实之中，他的处境十分潦倒。

　　在茑萝花下谈逻辑，美则美矣，实则充满反差。固然不能说诗是逻辑的敌人，然而它们的运行正依赖两种不同的系统和规则，一者诗性，一者理性。我们常说中国人缺乏逻辑，其源头之一，正可追索到语言头上，相对来讲，如果说英语的特色在理性（思辨），汉语的特色则在诗性（抒情），非但无助，反而有碍于逻辑精神的建构。殷海光在书中以“山在虚无缥缈间”为例，“这一词句所引起的意象非常之美，空灵，令人捉摸不定，寄思绪于无何有之乡，而怅怅然莫知所之焉”，不过用逻辑来分析，这句极具代表性的话未免难解：如何从“虚无缥缈间”判断山的存在？甚至自相矛盾：“虚无缥缈间”的主旨是无，“山”的主旨是有，如何论证无中生有？……

　　说中国人缺乏逻辑，还有一个恶劣的源头，即我们的传统，虽有说理的一面，终究为诡辩的一面所遮蔽，为暴力的一面所压倒。譬如孟子与齐宣王说理，齐宣王答不上来，却不认输，“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正是一种逻辑谬误：跑题。再如与孟子同时代的公孙龙，他是名家的代表人物，诸子百家当中，名家被认为最具逻辑精神，事实上，公孙龙们的思辨往往求其名而不求其实，最终陷入虚妄的文字游戏无法自拔。有一个嘲讽公孙龙的故事，载于桓谭《新论》：“公孙龙常争论曰‘白马非马’，人不能屈。后乘白马无符传欲出关，关吏不听。此虚言难以夺实也。”对关吏而言，白马就是马，没有符传（通行证），不准出关。由此可知名家的问题所在。逻辑必须以事实为前提，若无事实支撑，那不叫逻辑，叫诡辩。

　　这么说并非要厚今薄古、厚西薄中——逻辑学在西方何尝没有遭遇挫折呢，其发轫于亚里士多德，经历了中世纪的漫长沉寂，直到19世纪才重新崛起——而是力图指出逻辑学在中国所面临的困境。除了语言和传统，如书中所云，其困境还表现为诉诸群众、诉诸权威、诉诸暴力、诉诸怜悯、人身攻击等谬误的流行。殷海光的这些总结，显然不是针对中国，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些谬误在中国表现尤为突出，不仅像病毒，有时甚至如基因，已经根植于国人的头脑。对此，我们只需要明确，这不是阻止我们学习逻辑学的借口，而是促成我们学习逻辑学的动力。

　　常有年轻人问我：读书该从哪里起步？我一般会答：逻辑学。如果对方在大学，正不妨去上逻辑课，而今虽不像民国，把逻辑学列为大学生尤其新生的必修课（西南联大、台湾大学等都是如此，其授课老师即金岳霖和殷海光），至少也在选修之列；碰巧对方读的是法学院，那么，司法逻辑这门课千万不要逃课。如果对方不在大学，则不妨去读殷海光《逻辑新引》，就我所见，中国人写作的逻辑入门书中，这是最不坏的一本。最后还得交代一句，逻辑学不但要学，还要行，“逻辑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是一种训练”。□羽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