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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地方院团重组,鞍山曲艺团、歌舞团、话剧团合并为鞍山市演出公司,如今,鞍山曲艺团的资料极少,除了评书作品的录音以外,文字、影像基本都处于缺失状态,就像那些曾顾客不绝的茶馆,如今仅剩下名字,淹没于洗浴、直播、KTV、烧烤等当下主流城市文化之中。
评书曾经拥有两亿受众,可惜在时代不断地变化中,受众早已被现实分流。评书过于单一的文学性和价值观,使它在年轻人中缺少足够的吸引力,相比之下,有声小说、脱口秀则是更好的听觉服务。《如懿传》、《延禧攻略》的热播,大女主爽文的崛起,改变了宫廷剧,以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它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内心需求,似乎大家不再需要从评书里学习历史,大家更希望用历史来照应当下。
如今,评书与评书故乡都已越过自己的峰巅,走向自己的另一面,曾身居这座城市的庙堂之上的评书,早已落入寻常百姓家,维系着评书尚在的香火。公务员小李下班后会在直播平台上说书,积攒了一些忠实粉丝,他决定辞职,以后专心说书或者搞搞创作,他并不担心评书的没落,也不觉得评书被时代淘汰,“外卖不会干黄一个饭店,但厨师会。评书现在没人听怪不到别人,就是现在手艺不行。”
书少
版权意识长期缺位 老书梁子大量失传
评书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著述,此前老书版权都为公有,如《隋唐演义》,同为单田芳与石连君两人的家传书。但各家风格不同,区别源于主线人物设定,有人善使秦琼、有人钟爱罗成、也有独宠程咬金,因此一部作品经常成就多个门派。早期评书艺人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很难完整记录自己的作品,以至于传授徒弟时,都以书梁子(评书的梗概)为主,每一讲的书梁子就是几个关键词和事件,其他全部由自己发挥,各家梁子不同,故事的说法也千差万别,所谓生书熟戏。
由于缺少著述,传承也随之受限,仅限师门,版权意识,在评书行里更是长期缺位。单田芳生前曾遭遇两次版权官司,第一次是起诉单田芳代表作《三侠剑》侵权,女儿单慧莉回忆,当时单田芳被这个官司纠缠很久,非常不解,“我舅舅说《三侠剑》,我师父说《三侠剑》,在那之前,天津的名家也都说《三侠剑》,怎么到我这一说就侵权了呢。”最后,单家找到《三侠剑》的古本,原告一家的作品也是根据古本做的整理,单田芳胜诉;紧接着,另一部作品《十二金钱镖》又被状告侵权,这次则是败诉,对方索赔30万,最终赔付金额为6000元,是单田芳录制这部评书的全部酬劳。单慧莉说,这两个官司之后,才彻底明白版权是怎么回事。
《鞍山日报》记者王尤做过多次评书选题,她告诉记者,版权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是版都没有,有些老书梁子都找不到了,可能落在个人之手,人家如果不干这行,梁子就相当于没有了,失传了。这个问题才更严重。
人少
能说长书的评书演员已不超20人
评书表演有着固定的模式,人物性格大多依靠评论描述,叙述方式简单,情节推动相对缓慢,尤其评书在茶馆表演时期,一场两军对阵的重头戏,通常可以连讲数十天,这数十天里每一讲留的扣儿未必都是强悬念,有时,仅仅是对话的语气或说书者自己的感怀,观众听的更多的是味道。评书里个性鲜明的几类人物,常有同质化的感觉,如程咬金和李逵,在评书表演中,塑造方式非常相近,这也是评书略显单一化的原因。评书曾经善于根据市场调整自己,但调整仅限于形式与主题,在文本层面,评书显得异常保守。
单田芳是不多的愿意主动借鉴其他艺术门类、且有独立创作能力的大师,他的代表作《白眉大侠》脱胎于《三侠五义》,但故事情节、叙述方式则更为现代,他为《白眉大侠》做的案头工作,参考的是港台武侠小说。单田芳曾在采访中说到,自己想把金庸的作品改编成评书,但由于金庸写得太细,没有太多改编余地,因此一直没有实现。单田芳的资深听众认为,单田芳没有说过金庸,但单田芳的书里有金庸。
正是由于单田芳强大的原创能力,他一直都是评书行业内商业化最好的评书演员,作品被五百多家电台播放,牢牢占据了几个垂直的评书广播频道。在很长时间里,单田芳在作品的产量上都是遥遥领先的,尤其在长书领域,没有人可以比肩。如今,能说长书的评书演员不超过二十个,而且产量有限,如果没有单田芳,广播评书作品的更新率要下降很多。
传下来的老书多为经典,珠玉在前,年轻演员功力不够,不去触碰,而当下文学市场繁荣,流行作品又同样不被选择,鞍山曲协主席于铁解释,“一旦说新书,那么说的就是当今社会的事,点评时事难免言多语失。”
年轻演员的顾虑并不在于是否符合主流意识,他们了解更多的流行趣味,也清楚热门IP的价值与风险。他们认为《盗墓笔记》、《鬼吹灯》之类的小说非常适合评书改编,但在现实层面,评书无法支付这类IP的版权费用,而即使有版权,也缺少改编能力,那几乎等同于重新创作。
钱少
一线说书人录一百讲书需用一年,收入不到2万元
单田芳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推动着评书的市场化,无论是贴片广告还是影视改编,或者内容定制,他作为其中的先行者,开拓了目前评书作品在商业市场中盈利模式。单田芳最后一部作品《千山传奇》是为家乡鞍山创作的定制内容,酬金七位数。单田芳这样的商业价值,很大一部分是靠自己开发的,从退休后定居北京成立公司开始,他早早脱离了原来的评书耕作模式,才创造了评书在当今主流娱乐下的市场奇迹,而绝大多数评书演员,还在沿袭着过去。
张全友告诉记者,现在学书的多,说书的少,听书的更少,评书几乎没有商演机会,演出全部是慰问与公益性质,一场演出的酬劳是200块钱,有时更少,最低时50块钱一场。演出内容还要以各种宣传需求为主,“老百姓听评书是找乐去了,才会觉得评书有意思,你总教育人家,还有谁听你的,现在评书越走越窄。”
一部长书最少需要录制一百讲,每一讲20分钟内容,案头工作需要5000字内容,每一期录制费用在200元左右,行业内最高价码也不过500元,通常情况下,一百讲的评书从资料准备到录完,需要一年的时间,而收入只不过是税前20000元,且能赚到这个酬劳的,也多是老一辈的评书演员。
这是评书真正的现状,它一直处在现实与虚无的结界中,因为政府的支持,年轻人的加入,你无法说它真正走向没落,同时,它的受众又在实实在在地流失,早已丧失了商业市场里的生存能力,关闭了自我调节的功能。对于从业者来说,评书是性价比很低的职业,它不在娱乐浪潮之中,又因为保守而把自身边缘化,直到如今,评书也依旧没有成为消遣生活的必需品。
新一代评书人“说”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昔日传统评书也拥有了更多元的传播途径,对新一代评书演员来说,新机遇来临的同时困境也依然存在。新京报记者采访五位单田芳先生的徒弟,他们身处各行各业,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评书艺术的香火,对这门艺术的现状和未来,他们有着不同的焦虑。
孙刚 ●沈阳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传统评书被挤到一条小路上去了
如今评书被放在各种手机终端,让新时代的人快速去接受,但越来越少的人知道,长篇评书其实就像一个工笔画,它本身是个慢节奏。孙刚表示,评书在这个时代变得弱势,完全是因为现在人们生活追求和精神世界有多重的选择,不乏人心浮躁的因素,可供娱乐的东西太多。过去师父带徒弟在茶馆里摸爬滚打,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具备那样的条件。对于喜欢评书的人来说办学校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像天津曲艺学校和鞍山科技大学都有评书相关的专业,孙刚说“当我们不具备过去在茶馆里耳濡目染去学习的机会,就必须有一个场所,能让更多人去接触到评书,比如评书可以进校园、进社区,也可以进到直播间,发展评书的方式很多,目前来看评书还是被挤到一条小路上去了。”
身为沈阳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孙刚至今已经录制了40余部评书,他以说新闻的形式将评书的技法运用进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在青少年评书人才的培养方面,他建立了“古文新说工程”,创作了如《弟子规》、《三字经》、《国学故事》等系列评书作品在青少年当中广泛传播。他觉得“评书想要发展就要适应这个时代以及观众的审美需求,在完全继承评书的基础上不去创新,就会被淘汰。”
荆林野 ●辽宁人,现居广东从事编导工作
评书应在大城市发展方便行业推动
作为口头文学,欣赏评书的年龄段和层次都不同。荆林野表示单先生在90年代就鼓励开评书文化公司的举措就非常好,各个方面有专人去推动,比所有评书艺人在这个行业单枪匹马要强多了,因此单先生这几年走过的成功之路就得益于他的评书公司。现在网络时代如此发达,作品的选择性多,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去听单先生的评书。首先从推动评书发展角度来看应从官方予以重视,包括中国曲艺家协会,有快板书委员会,有相声委员会,目前没有设立评书委员会,如果官方来做,会比个人做得更好些,这些都是推动评书回归传统文化的相当重要的渠道。
另外荆林野也觉得目前评书还局限于传统的作品,在新评书方面并没有太多发展,评书该从内容上有所突破,打破说评书一定说传统的观念,因为随着听众的变化,他们的听书需求也在改变。“如果单独把评书作为一门学科来学习的话,在社会的影响力不大,鞍山虽然是评书的起源地,但就不如把它放到像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传播力强的城市。”
郭燕娟 ●辽宁省公安厅内保总队高级警监
过得太幸福评书学不出来
郭燕娟回想记忆中鞍山评书从黄金时代走到现在,她记得90年代初期,随着城市的改造,鞍山最著名的四大茶馆在历史的进程中消失,群众听书从最初的茶馆变成了高档的娱乐场所,“从前进茶馆听书一毛五,后来改造后,进了大厅听书涨到三块,那时候人们一月工资才四十出头,一项本属于平民的休闲项目,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老百姓消费不起的高档娱乐。”
说到评书未来的发展,郭燕娟借用师父曾经很悲观的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孩子虽然我很认可你,但是你过得太幸福,评书这门艺术已经学不出来了。”在她看来,师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评书艺术后继无人而悲哀,从他封山以后,郭燕娟能够感觉到师父单田芳一直在为评书的继承与发扬方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萨苏 ●北京电视台主持人
评书缺的依然是有能力说书的人
萨苏并不认为目前评书是在走下坡路,他觉得从单先生的离世依旧可以看出,他还是那么受到听众的爱戴,评书这门艺术并非没落,只能说是如今肯像单先生那样作艺的艺人少了,这跟评书艺术家不努力无关,而是现在的创作者都没有像单先生那样的艺术经历。“单先生曾有句名言‘评书是一门野生的民间艺术。’如果去单纯定义评书,从广义来说如今的《百家讲坛》《晓说》都属于评书的一种,如今单先生的离去是关于传统评书的问题,从当年传统评书刚复苏的时候就没有传统说书人才,经过这些年回头再看,缺的依旧是有能力说评书的人。”
在萨苏看来,目前评书的发展状况并非是在大环境下人才培育跟不上的问题,而是目前来看大家都有点耐不住性子。“你看单先生的遗愿是把《三国》整理出来,先生在去世前的上午还在看《三国》,可见他对这部作品的喜爱,因此目前不是评书没有项目,而是没有能做项目的人。但很遗憾那时候先生身体已经不好了,最终没有实现这个心愿。”
赵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
知识付费就像当年的评书
赵亮也不认同评书走向没落,“有人说话就有人说评书,只是形式发生了改变而已。”至于评书现在该怎么说,他也进一步做了解释,“其实当今这个时代好听的东西有很多,我们没必要就非要听评书。大家之所以想听评书或许就是想听单田芳或其他几位评书大家,想听他们在今天给大家继续说更好的作品,这是个人感情和当下的一种文化需求。今天知识付费的形成与当年在茶馆听评书如出一辙,既有文化娱乐的需求,也有听众对于知识的渴求。”
在赵亮看来,评书这门艺术始终在发展,只是时代的原因很难有人以传统的方式继续来表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依旧有那么多各行各业不同的人在说故事,更不应该哀叹评书的没落,而是要去思考传统评书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转型,既然过去说书的方式不能顺应当今市场的需求,那么就应有新的形式来取代。“以后主流市场没有评书两字,都无所谓,它就是历史产物,历史长河中消失了,是有惋惜的一面,历史是无情的,如果评书没有了,随着单田芳的离去,反而能证明出它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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