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与人如同离异的家庭(2)

　　（上接B02版）

　　有一天，在一场哲学研讨会上（哲学是我的专业），我正在陈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的教授，一个睿智、体谅人的老师，叫我停下来解释他没理解的一个论点。我陷入了沉默之中。我看着我们坐着的那个安逸、放满书本的办公室。那一沉默的时刻我还清楚地记得，因为就是在那时，我的愤怒与厌世一齐冲破了我的迷惘，以无法控制的力量奔涌而出。我大叫着，起了身，将黑格尔的厚重的书从紧闭的窗户扔出去，然后冲出办公室，使尽全力将门狠狠地摔在身后，最后还猛地踢了一脚刻着精美花纹的门板。

　　——扬·马特尔《赫尔辛基罗卡曼迪欧家族：背后的真相》

　　2 为何尝试用动物表现“大屠杀”

　　新京报：《标本师的魔幻剧本》是一本以“大屠杀”为主题的小说，为什么会尝试这个话题呢。在你看来，“大屠杀”和现代社会有什么联系。

　　马特尔：我对那些描绘“大屠杀”的，以及上世纪中叶的欧洲犹太人如何被纳粹和其他帮凶摧残的书籍很感兴趣，因为我觉得，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想要被人们铭记的话，不光需要通过历史学家，还得需要艺术家。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对阅读历史书或者理解历史感兴趣，但故事却可以讲给所有人听。而且，故事带来的感染力也会比历史学式的记忆更加持久。我们今天依然在阅读几百年前的小说，然而，只有历史学家或者一小部分有特殊兴趣的人才会钻研历史文件。所以我认为，用不同的形式去接触“大屠杀”是非常重要的，而不单单是依靠常规的历史现实主义。如果我们想要让“大屠杀”的记忆和教训在人类脑中生存下去的话，就必须让艺术来自由处理这个题材。

　　新京报：在《卫报》上有一篇评论，指责你的小说毁掉了“大屠杀”历史的严肃性。

　　马特尔：我认为那个《卫报》的评论者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一直通过传统的、普遍接受的方式接触“大屠杀”，我们已经让这个事情变得平庸乏味。我们把它变成了一出历史悲剧，所有人都感觉自己很了解这件事，然后当他们有其他事要做的时候，就会直接跳过它。我给你举个反例：战争。正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能在脑中不受拘束地展开战争游戏——即使小孩子也玩战争游戏——于是人们就永远不会觉得战争平庸乏味。关于战争的历史和小说被源源不断地写出来，并被拍成电影，人们也很喜欢这些作品。而“大屠杀”不是如此。在我想利用动物写一本关于“大屠杀”的小说时，我说过一句话，“让艺术做它想做的，相信结果会是值得的”。艺术允许我们从各种角度讨论事物，我们需要用多样的、复调的方式去接触“大屠杀”。

　　新京报：在这本小说的最后，你也写到“只有想象力是真正有用的”。

　　马特尔：想象力是人类独有的特征。它允许我们站在新的位置去观察不同的世界。这也是改变事情的唯一方法。任何改变——科学的、社会的，以及政治上的——首先发生的都是想象力的飞跃。所以我认为想象力真的非常重要。

　　砍掉一个人的腿，他依然是个健全的人，他具有无限的潜力。砍掉一个人的想象力，这就等于砍掉了他的人性。

　　新京报：所以你觉得人性与动物的天性间有什么联系吗？

　　马特尔：一开始，我们和动物都生活在一起，后来时间分开了我们。就像是离婚中的孩子那样，我们认为自己过得还好，大多数时候也确实如此，但有些东西就此从生活中失去。这个问题不是你和热带宠物生活在一起就能解决的，这既愚蠢又危险，也不是养上52只猫能解决的，那会非常难闻并且足以让邻居对你心生憎恨。这件事的问题是，我们总是会意识到动物，就像一个人即使再也看不到亲人，但内心还是会意识到自己拥有一个家庭一样。动物就是我们天性的一部分，忘记了它们，就等于忘记了一部分自己。

　　3 宗教与信仰，人性的不同表达方式

　　新京报：但丁的《神曲》对你影响很大，为什么呢？

　　马特尔：我把它视为文学中令人称赞的杰作。它非常简单——就是一场公路旅行，同时也非常复杂，充满细节。这是一本伟大的、世界文学的丰碑。

　　新京报：据说另一个“影响”了你的人是康德，因为他，你没能完成大学考试。

　　马特尔：康德让我的生活一团糟，因为我不能理解他写的任何东西，也无法产生感受。那个时候我才19岁，我想要的是能有个女孩和我一起在车里吹口哨，而不是一个德国的老哲学家。康德给我的影响是，他让我直接从哲学里跳了出来，并且强烈地想要投入生活。他和但丁，差了一千英里。

　　新京报：所以那之后你还读过哲学书吗？

　　马特尔：没有，这些年来我再也没有读过纯哲学书籍了。自从离开大学，我就把哲学抛到了脑后。但是那些和哲学有关的问题却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那些有趣而庞大的问题：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要是……又会怎么样？我经常问自己这些问题。

　　新京报：但你还是对宗教很有兴趣。你既去教堂，也去清真寺，当你去印度的时候也对印度教产生了兴趣。在你身上，它们仿佛没有界限。

　　马特尔：信仰当然可以不依靠宗教而存在，你可以信仰一个人，信仰一个政党，信仰一个球队，都可以。但宗教中的信仰有不同的地方。其他信仰都是“世内”的，这意味着，它们依旧停驻在由世俗之物围成的墙内。宗教信仰打破了传统的墙，建立了“世外”的主张。这些主张是否属实并不是重点。有些人不愿意或者不能接受宗教观点，有些人可以，他们相信潜在的、神秘自然的存在，这也改变了他们的现实生活。现实不再是常规的化学事件，而是具有深邃含义的图像。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那么，你提到了宗教冲突。你是对的，他们经常如此。这是因为组织宗教是人类尝试理解神圣世界的行为，他们或许会为争取理解神圣而努力，但这些终归是人类活动，而人类活动必然会受到文化、地理、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宗教冲突就像国家冲突一样，因为那就是人类的本性。事实上，这些宗教的核心价值都是很相似的，只是在信仰的不同表达方式上，宗教们总是冲突。

　　4 写作与写作之外的探讨

　　新京报：可你也说过，你厌倦了内省，你更喜欢从外部去观察世界。

　　马特尔：我的意思是，我不再对那些永远停留在角色的情感和个人思考的、过于内倾的小说感兴趣。这个世界那么大，迷人的地方又那么多，只停留在一个渺小的自我身上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我更喜欢向外看。当我不写作的时候，我就会出去走走，观察世界，或者照顾我的家人（我有四个年幼的孩子），我运动，看望朋友，总之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新京报：《少年Pi的奇幻漂流》就是你印度之行的结果，据说你去了印度好几次，寻找灵感的过程想必也很曲折。

　　马特尔：不，写《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过程其实相当轻松。事实上，这个过程非常快乐。艺术冲动始于艺术家对世界的不适感，但在真正创作时，整个过程是振奋的。创作艺术——无论是小说、油画还是音乐——就是从虚无中创造事物，从无意义中创造意义。你会觉得那就像年轻的上帝在创造生命。

　　新京报：那么，修改一部作品的感觉又是怎样的，《赫尔辛基罗卡曼迪欧家族》在出版前被你修订了很多遍。

　　马特尔：当这个故事被作为一本书出版时，我修改了其中很多地方。我总把注意力放在细节上，并试图让它看起来“正确”，这是不是不太正常呢？我一直在学习如何写作，如何把故事结合起来。这是个终生的过程。我不知道自己对第一部作品有什么具体的不满，它们就代表了我在那个年龄段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希望年龄能让二者有所提高。

　　新京报：有什么能促成这种提高的？

　　马特尔：不断增长的阅历，成熟度，以及固执。但是最终你会放弃，并且接受事物没有完美、只有是其所是这个事实。同时，一个人必须承认自发性是艺术中最必要的部分，有时这种自发的艺术创作无关正确或错误，那里只有艺术家的个性以及如何在艺术中表达他或她自己。

　　新京报：所以你从不担心读者如何解读自己的小说。

　　马特尔：不，我没理由这样做。目前据我所知，还没有读者试图绑架我的小说，并让它说出它根本不想表达的事情，我当然也听过一些《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解读，有些是我没想到过的，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如何用那种方式读小说的。他们给故事带来了不同的感受，他们有不同的生活史，因此小说的解读也就发生了变化。当然了，这一切全都基于我写在纸上的文字。

　　新京报：要是假如有一天，动物从地球上消失了，那你该在纸上写什么呢？

　　马特尔：那我就去写些别的。没有任何一种现实是可以被写尽的。关于一件事情，总是有一些新的或者不同的东西可以说，动物也包含在内。起码，就目前来说，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完成了书写动物的任务。

　　B02-B03版撰文/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