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死亡唤醒耶路撒冷的女人

　　当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信任，超过了对自己的信任，这座城市能否成为他的归宿？他在世上经历的种种麻木、冷漠和悲伤，能否被这座城市疗愈？

　　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圣城，它是以色列的犹太作家亚伯拉罕·耶霍舒亚的心灵归处，是他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一个女人》里一个名叫尤丽娅·瑞格耶芙的女人的归宿。这个女人是小说中唯一有名字的人，她是那样纯净地相信着耶路撒冷，她为了来到这里，几乎全盘放弃了自己的过去，她死在这里，也将被葬在这里。她也许是整部小说里唯一“相信”着什么的人。有相信的人，才有尊严，作家只给她起了名字。

　　身体的落叶归根之旅

　　一条单调的路，就是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一场古怪的“英雄救美”之旅。故事是这样的：一个48岁的女人，来自前苏联某偏远角落的一个村庄，移民到以色列，有工程师文凭但毫无用处，有一个前夫，一个儿子，一个情人，但全都离她而去，因为她固执地要留在耶路撒冷讨生活，即使这是一座时常发生爆炸的城市，即使这里的生活笼罩在恐惧之下，即使她在这里只能做清洁工。

　　后来，她真的成了这座城市悲剧的牺牲品——死于集市的一次自杀式爆炸，身上除了一家面包店的工资条之外，找不到任何证明身份的东西。一个小丑式的小报记者曝光了她的尸体被遗弃在太平间的事，把矛头对准那家面包店，谴责其缺乏人道主义精神。

　　面包店老板为甩掉“烫手山芋”，并表现一种伪善的“救赎”心愿，差遣他的人力资源经理调查和善后。这个39岁的中年倒霉蛋，刚离婚，个人生活一团糟，妻子嫌弃他，女儿疏远他，母亲埋怨他，他快要被生活的绝望淹没。在这种情境下，他被迫硬着头皮进入这个外国女人的生活。一连几天，他先后和夜班主管、记者、医护工、驻外领事、军人、死者家属等人打交道，越陷越深，挣脱不得。

　　人力资源经理被迫接受了一个荒诞的任务，送女人的棺木返回她的祖国。接下来，他慢慢成了一个走在反向归途中的奥德赛，在和各个机构工作人员和死者亲属的交锋中，作为一个人，他“复苏”了。护送女人的遗体落叶归根，这件事的过程意义超过了结果意义，变成了人类资源经理自我救赎的唤醒之路。

　　听上去很有故事性，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虽然亚伯拉罕·耶霍舒亚和阿摩司·奥兹、大卫·格罗斯曼一起被称为“以色列文学的三大男高音”，但和擅长寓形于物的奥兹或者诗意的格罗斯曼不同，耶霍舒亚更精神分析化，更接近一种内心的史诗。这也许和他有一位当心理学家的太太有关（他曾开玩笑说自己被太太“心理分析”了半个世纪），也许和他自称在文学传承上受到福克纳的影响有关。

　　在长篇《耶路撒冷，一个女人》里，看似颇具戏剧性的故事，被作家写得不紧不慢，不曲折无高潮，甚至在某些章节，平淡到让人叹为观止。而人物的内心独白，则用第三人称视角来随处展现，就像某种意识流在缓缓流淌：

　　“你想要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尤丽娅？你希望在这个凄惨无情、让你丧命的城市里找到什么？你本可以回家跟唯一的儿子在一起，是什么让你留在了那里？”

　　“在亵渎圣地并把杀戮和毁灭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后，你们现在又有什么权力来践踏我们的感受？是因为你们和你们的敌人都习惯了疯狂地、不负责任地互相杀戮、自我毁灭以及没完没了的轰炸和破坏，以至于你们觉得无需作出解释或得到许可便可以把一口棺材留在别国一栋公寓楼的庭院里，然后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消失？”

　　小说编织着细密的针脚，作家有足够的耐心，用旁观者看似机械性的叙事语言，讲述着护送女人棺木归乡的事件。从耶路撒冷到国境之外的前苏联某荒凉村庄，从堆满烤炉器具的面包房工作区，到灯光惨淡的医院太平间，从人力资源经理家冰冷的浴缸，到死者又湿又冷的小出租屋，故事的每一个情境都无一不向我们投来冷冷的光，耶路撒冷是冷的，暴雨一场场来，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村庄更冷，大雪覆盖，让人瑟瑟发抖。在雨雪没完没了的袭击下，人心也变成了冰柱。

　　在冷色调中渴望爱

　　耶霍舒亚似乎有意把这本小说涂成冷色系，他描绘了一个冷色系的群像图：人力资源经理对生活疲倦而麻木，“像蜗牛一样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当周围人都在议论死去女人的美丽容貌时，他困惑，吃惊，毫无知觉；人力资源经理的妻子对丈夫彻底失望，连打电话的时间都不愿意多出一秒；夜班主管看似爱上了女死者，却因无法面对激情造成的冲动，而解雇了这个女人；面包房老板一边说着要对死者“赎罪”，一边雷打不动地去听音乐会，回家还要有滋有味地享受上等红酒；人力资源经理的母亲除了抱怨儿子因为离婚而被迫和自己住带来了不便之外，也没有关心他的意思；死者的前夫，一边诅咒耶路撒冷的恐怖，一边毫无愧意地拿下“安慰钱”……

　　没有爱，没有同情，也许因为战争，也许因为巴以冲突对日常生活的损害看不到尽头，也许只是因为灰败的日常生活本身，人的感官和知觉都已经堵塞，只剩下冷漠的人生活在寒冷的城市。一个名叫尤丽娅·瑞格耶芙的外国清洁女工的死，微不足道，却终于引发了一个普通人内心的海啸。

　　在耶路撒冷中心呼唤爱。作家赋予小说一种不紧不慢、甚至有些形式主义的庄严腔调，从“经理”、“任务”到“旅程”，事件层层推进——与夜班主管在深夜咖啡屋进行“爱的忏悔”对话，在女人的出租屋里感受一个对移民耶路撒冷充满希望的人的气息，又或者，在旅途中意外前往的某老军事基地里，由于食物中毒而得到的军官们正直的关怀，人力资源经理逐渐恢复了与人交流的能力，恢复了感知疼痛、忧郁、怜悯、感激的能力。从前他连怎么对小女儿开口都觉得很困难，现在，他居然可以和死者叛逆的儿子互道关心。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日常生活的平民英雄，无论经历怎样的艰难，也一定要让女人回家。他感叹事件的跌宕起伏，“一个比我自己大十岁的外国女人，一个我甚至都不记得的人，现在却变成了我唯一的责任。国家保险已经关闭了她的案卷，她的前夫已经不管她了，她的情人早就消失了，甚至连领事都不想再代表她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片寒冷原始的土地上，跟两个把我视为故事的记者在一起，还有一个我不确定自己能应付的十几岁男孩。上个星期二，当我承诺负责处理这个女人的事情时，我又怎么会料到关于她的一切都是如此沉重呢？”

　　他确实无法预见任务的艰难，却完成了它。他像一位来自耶路撒冷的堂吉诃德，带着女人的棺木，一行七人坐着装甲车，开进村庄，故事临近尾声——当人的心开始苏醒，画面也变成了彩色系，红色羊毛帽、蓝色尾气，还有一辆莫名其妙却雄壮非常的装甲车，冷漠解冻，淌下温暖的雪水。

　　女人的母亲拒绝让女儿在故乡安葬，“难道不能在耶路撒冷，这个死者选择居住的城市，为她举行一个葬礼？那是她的城市。那是所有人的城市。”老母亲扑倒在年轻人脚下，恳求让她的女儿回到那个夺去她生命的城市，那样的话，她自己“也能有权成为那个城市的一分子了”。

　　堂吉诃德的热情等来了一个有悖于计划的结果。在擦掉了冰冷的眼泪后，人力资源经理作出了更为惊人的决定：把女人再带回耶路撒冷。这一次，他自费，没有公关任务，没有财力支持，没有任何道德“赎罪”的重负，他将感到振奋。这个死去的女人，唤回了他对耶路撒冷这座饱受战火蹂躏的破旧城市的信心，某种程度上，唤醒的是他对自己在爱与黑暗阴影中支离破碎的生活的信心。

　　耶路撒冷，在亚伯拉罕·耶霍舒亚心中，是一座永远的圣城。他是赛法迪犹太人的后裔，也是第五代耶路撒冷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成为以色列犹太人，“是我的皮肤，而不是一件可以随穿随脱的夹克衫”。耶霍舒亚质疑生活在美国的“大流散”犹太人，认为他们的犹太性不过是存在于“前辈的坟墓和文本中”，强烈的民族身份意识，让他饱受争议。

　　对于经常捍卫“以色列犹太性”身份的耶霍舒亚来说，耶路撒冷不仅是一座城市，它背负了太多隐喻，出现在他的众多小说里。所幸，在文学中，小说家耶霍舒亚能够回归艺术的诗性正义——至少在《耶路撒冷，一个女人》中，他克制地把耶路撒冷浓缩成一个巨大而恒定的磁场，故事从那里出发，又回归到那里。磁场的中心，是犹太人对爱的渴望。

　　文/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