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标价》 为外表定价，一种普遍的潜规则

　　模特对大众来说，无疑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一方面，我们多少能从T型台上、杂志内页、时装店门口的招贴海报识别出模特；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模特的日常生活、收入、职业模式一无所知，甚至叫不出几个名字。因模特行业体量小、职业文化特殊，且略显封闭，再加上外界的种种偏见，想要了解模特的生存状态和职业体系异常艰难。

　　波士顿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阿什利·米尔斯（Ashley Mears）则打破了“模特研究”的种种壁垒：作为纽约大学博士生，她有着良好的学术训练和田野优势；同时她的出色“外形”使她得以真正成为一名模特，以产业内部从业者的视角观察整个行业。在《美丽的标价》一书中，米尔斯以犀利的人类学家视角，试图揭开模特行业中种种不为外人道的怪相。

　　“赢者通吃”的模特市场

　　模特是一个“赢者通吃”的行业：顶层的模特虽然人数稀少，却拿走了整个职业体系中最大的收益，她们享受着镁光灯的注视、高端广告代言、顶级秀场的预约和数不清的出镜机会，而中低端模特却只能日复一日以拍摄产品目录、印刷广告和服装陈列室照为生。

　　每位模特在入行之初，就在不知不觉中“二选一”了自己的道路。选择“商业型”的模特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稳定的收入来源。她们会出现在印刷广告、服装陈列室这样面对大众消费者的媒介上，成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衣架子”。商业型模特的职业寿命更长久，很多商业模特超过30岁还在工作，少数男模甚至可以工作到50岁。

　　再者是“媒体型”模特。开始时工作机会较少，且薪酬低，但多数都是T型台、高端时尚杂志内页，主要受众都是时尚业内人士。虽然时常入不敷出，但一旦打开知名度，就可以进入到“赢者通吃”时期：她们会拥有奢侈品广告代言机会，成为时尚界争相邀请的宠儿，这就是所谓的超模之路。一旦成为超模，就意味着拿走模特业近乎一半（甚至更多）的薪资。但超模的光芒也很短暂，在讲究新鲜、潮流的时尚界，媒体型模特的热度可能短到2-3个时装季。饶是如此，这却往往是模特们梦寐以求的。

　　对经纪公司来说，商业型模特是稳定的现金流，不仅因为商业型工作的价格要高于T台走秀和时尚杂志内页，且作为计件工作，数量本身也较多。但没有人会放弃成为媒体型的可能。虽然媒体型模特成为超模的可能性大约是1:50，许多人在告别经纪公司时都背负了一屁股债，一旦拿到“赢者通吃”的头奖，经纪公司的利润率将猛增，模特本人也将一步登天。

　　但并非每个模特都可以在两种类型间自由选择。成为商业型还是媒体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形。商业型模特因曝光媒介更偏向大众，所以外形更接近大众审美。媒体型模特因曝光媒介的受众偏向业内人士，所以外形更趋“前卫”。只要打开电视看看顶级的T台秀，就会发现走秀的模特外貌往往不是大众情人式的美丽，而是棱角分明，具有某种先锋性、未来感和前卫性。正是因为这种外形，模特得以在设计师、经纪人、奢侈品厂商那里，获得别样的注目。

　　模特中的“性别政治”

　　模特是一个“阴盛阳衰”的行业，不仅因为女模是男模的2-4倍，也因为在每个档次的模特中，女模收入都远高于男模。

　　为何如此？最直接的解释或许是，这是一份属于女性的职业。但事实上，很多所谓的女性职业平均工资也并不如男性。于是女性主义者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在展示性的工作中（如性产业或AV产业），女性的外表和身体承载着更重要的消费价值，所以女性工资更高。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模特在出演酒和香烟之类的广告时，仍然挣得比男模多，这显然无法完全用女性主义去解释。

　　于是出现了另一种解释，即市场定价理论：男性时尚市场价值较小，且男性在时尚方面的购买力远低于女性，性别市场决定了价格。该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相对有限：男装市场小，并不意味着没有市场，也并不意味着工资必然低于女性，市场也可以通过增加女模的数量供应来拉平女性占优的薪资结构。

　　那到底为何？米尔斯给出的解释是职业文化。模特被天生认为是属于女性的职业。经纪人和设计师们经常会觉得，男模是因为自身存在某些问题，才会降低自己的男子气概，选择模特职业。

　　这种职业文化使得男模无法积累象征资本，客户也很少会为男模额外买单。在模特业，客户经常会为某个有个性、有名气、长相前卫的女模不惜更换档期、高价利诱，甚至会为其量身定做一些风格和款式的时尚造型；但对男模来说，客户经常将他们看成纯粹的“衣架”，有一个移动雄性衣架站在那里就足矣，至于具体怎样，客户和经纪公司并不关心。

　　米尔斯的观点中有女性主义的一面，她认为所谓的阴盛阳衰只是一种伪平等，女性通过出卖身体资本换来的高薪并不能改变性别歧视的社会现实。但是她并未停留在廉价的女性主义社会批判上，她一针见血地指出，薪资的逆向性别歧视不是对传统性别不公的挑战，而是对传统男权规则不加掩饰的女性版复制。模特行业复制了男权歧视，只不过这次歧视者变为了女性，被歧视者变为了男性。这一观点可谓振聋发聩，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男权权力结构和女性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

　　象征资本的胜利

　　米尔斯的研究无疑受到了传统社会学研究视角的启发，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和霍华德·贝克的《艺术界》。

　　米尔斯认为，媒体型模特不惜低价工作，只是为了争夺模特圈的象征资本，以此换取之后更大的利益。实际就是放弃眼前货币形式的资本，将之积攒为名气、档次、品位这样的社会资本，并在进入更高端、回报率更高的市场时予以兑现。这就好比畅销书作家和纯文学作家：前者成名较早，其书以情节好看、销量领先、售卖改编权给商业型电影制为主要盈利方式；后者需要缓慢打磨作品、储才养望，以积累业界名声，之后少数佼佼者和幸运儿才能凭借获奖或其他手段实现社会资本的经济兑现。布尔迪厄社会资本的概念，极为熨帖地解释了模特界看似不合经济规律的博弈路径。

　　影响更大的，恐怕是贝克的《艺术界》，虽然后者几乎只在书中出现了一次。艺术品生产过程中的社会介入、集体活动，以及各个艺术消费环节的交互式影响，组成了贝克模特外形生产的分析基础。米尔斯将模特业置于经纪公司、时尚产业、消费互动等社会语境之下，描绘了模特被挑选、被形塑、被改造的社会文化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贝克视角对米尔斯的影响几乎贯穿全书。

　　此外，《美丽的标价》也深受社会学界、人类学界近十余年来“研究上层”趋势的影响。社会学和人类学诞生伊始就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弱势群体（性工作者、黑帮、非洲部落等），很多理论都建立在对弱势群体研究的基础上，有天然的底层视角。但1969年，人类学家劳拉·纳德尔（Laura Nader）首次提出了“研究上层”的理念，她认为人类学家不能只执着于弱势群体，也要对处于资本主义结构核心位置的“上层人士”加强研究。

　　但对“上层人士”进行访谈、参与式观察、民族志调查的难度显然比去部落或街角进行田野要艰难。自70年代至2000年，“研究上层”虽然一直被学界念兹在兹，优秀研究成果也时有出现，但始终未成气候。之后，何柔宛（Karen Ho）、凯特琳·扎鲁姆（Caitlin Zaloom）、柳迫淳子（Sylvia Junko Yanagisako）、西莫斯·可汗（Shamus Khan）等很多人类学家开始将目光投向上层阶级，像《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这样的作品纷纷出炉，对上层阶级运作方式做了精彩分析。

　　《美丽的标价》所描绘的金字塔结构模特群体，虽然也包含不同收入阶层，但平均而言，模特职业确实处于社会中上层。米尔斯对模特这一职业进行了翔实而未沉溺琐屑、批判而未止于批判、适度抽象化思辨而未陷入理论迷思樊篱的深描。她让我们看到了社会资本、性别政治、种族议题是如何在模特这个看似肤浅的行业中巧妙运作，并借此博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深层机制。

　　□伯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