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画记》 在巴黎街景中，瞥见东方文化

　　10月26日是中国画家、诗人、作家、书法家蒋彝的祭日。这位以撰写英文旅行散文而在上世纪西方享有盛誉的中国人，曾与林语堂、熊式一齐名，贡布里希、徐悲鸿盛赞其艺术才华，英国王后也曾出席他的画展，相传还是“可口可乐”中文译者。蒋彝的《巴黎画记》记录了他上世纪50年代在巴黎游历的经历，包括艺术区的见闻、拜访巴黎手艺人、品尝当地美食等，还记录了和当时在巴黎的中国艺术家方君璧、潘玉良等人的交游。这是他的“哑行者画记”的其中一本。该系列最初以英文创作，在西方出版，畅销多年，此次是《巴黎画记》首次翻译成中文。蒋彝用他传统中国式的诗文书画，发现了这座城市角落里的美。

　　一个中国人，在“19世纪的首都”巴黎游荡

　　巴黎，这个被本雅明称为“19世纪的首都”的城市，在西方现代文化中一直占据着枢纽地位。1789年以巴黎为中心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改变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以资产阶级为主角的现代大戏的开启。而作为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主角，巴黎更以其对转瞬即逝的现代美感的孕育，成为了滋养现代艺术的温床。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等文艺思潮，都与巴黎渊源甚深。巴黎以超凡魅力持续不断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文人骚客驻足于此，为之留下了数不清的赞誉。不过，这些关于巴黎的赞誉中却少有中国人的贡献，在此方面，蒋彝的《巴黎画记》可说是个例外。

　　作为一位以英文写作旅行散文的中国人，蒋彝虽然长期不为国人所知，却早在英文世界享有盛誉。1933年蒋彝因政治受挫暂避英伦。他一开始语言不通，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用英文撰成《中国绘画》（The Chinese Eye）一书，向英国人介绍中国艺术。该书连同后来的《中国书法》（Chinese Calligraphy），长期被英文世界用作教授中国艺术的教材。

　　1937年，滞留英伦的蒋彝到诗人华兹华斯的故乡、英国西北部著名的湖区散心，以半写半画的方式将旅行经历写成了《湖区画记》。这本书最初并不为书商看好，只答应仅以六册样书作为报酬的条件出版，不料却大获成功，再版达6次之多。此后蒋彝便一发不可收拾，相继以“哑行者”（silent traveller）之名写下了《伦敦画记》、《战时画记》、《约克郡画记》、《牛津画记》、《爱丁堡画记》。1955年移居美国后，他的足迹更超出英伦，接连出版了《纽约画记》、《波士顿画记》、《都柏林画记》、《巴黎画记》、《旧金山画记》和《日本画记》。尽管后来的作品再难复现《湖区画记》的神话，但大大小小的十余本游记，足以为蒋彝带来“旅行作家”的声誉。

　　首版于1956年的《巴黎画记》，便是蒋彝成名后的作品。说起来，蒋彝之于巴黎，始终是个过客。1933年，他赴欧便是经由巴黎转赴英伦，后来亦两次与巴黎擦肩而过，直到以旅行作家身份成名之后，蒋彝才终于决心与巴黎再续前缘。1951年12月，蒋彝离开久居的英伦前往巴黎小住，《巴黎画记》正是他数月间与巴黎亲密接触下的产物。

　　长时间的停留使得蒋彝避免了寻常游客走马观花的印象，与寻常游客对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街、卢浮宫的津津乐道不同，蒋彝虽然也曾不止一次地游览过这些标志性景点，但这些景点在其笔下却蜕变为了远景，巴黎人的日常生活则被拉到了前台。

　　如同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游荡者，蒋彝穿梭于巴黎的大街小巷，虽说照例是“哑行”，但无法交流反而给予蒋彝以更多时间去悉心观察，整本《巴黎画记》便如一位都市游荡者的记录。

　　在阿尔诺夫人带领下体验巴黎歌舞升平的夜生活，与英国作家巴斯蒂安一道夜游沉醉于绝美月光，在寻访巴尔扎克故居而不得的夜晚邂逅“诗人警察”，在街头偶遇曾有着绝妙歌喉的卖蒜老翁，在中央大集市苦苦寻觅一碗传说中的洋葱汤。蒋彝不仅用平实的文字将他在巴黎的游荡经历娓娓道来，甚至还将目光投向了巴黎的树与鸟。正是通过对日常生活场景与日常事物的描绘，蒋彝试图捕捉巴黎生活的本质。由此，蒋彝笔下的巴黎不再是恶与美并生的欲望都市，而是充满了现实人生的烟火气与土腥味。

　　“半个艺术家”的观察视野

　　虽然注重对巴黎日常人生的描摹，但艺术仍是《巴黎画记》念兹在兹的主题，这不仅是因为巴黎乃现代艺术的摇篮，也是蒋彝作为半个艺术家的身份使然。在对艺术圣地蒙帕纳斯的朝圣之旅中，蒋彝不仅交代了自己与艺术的结缘以及与方君璧、潘玉良、周麟等中国艺术家的交往，更直接到画室中体验一把人体写真的乐趣。在蒙马特高地的漫无目的的游览中，蒋彝不断追蹑着雷诺阿、毕加索等艺术家的足迹，而在对罗丹作品的致敬中，蒋彝更是毫不吝惜地称赞其有着比拿破仑“更为伟大的手”。不过，书中致敬的对象并不只是艺术史上赫赫有名的艺术家，而且同样包括了巴黎市井中的手工艺人，制作戏剧假面的亨吉特先生，人行道上的瓷器修复者，手工制琴师，漆画工艺家邓恩先生，制作玻璃彩绘工艺的老匠人，编织艺人夏皮昂女士——这些默默无闻的手工艺者让蒋彝倾注了更多的笔墨。与本雅明从拱廊街透视现代艺术的物质与技术变革不同，蒋彝从手工艺人身上却再度发现了传统艺术的灵韵遗存。

　　从浪漫之都的想象下发掘巴黎的日常人生，在现代艺术的光环下致敬传统手工艺的灵韵，这正是蒋彝以中国眼来观察巴黎所看到的独特风景。在此意义上，蒋彝对于巴黎的观察也并非对流行的巴黎想象的重复，而是构成了对之的补充。

　　浪漫时尚的巴黎和柴米油盐的巴黎，现代艺术的巴黎与传统手工艺的巴黎，一边属于变动不居的现代，一边扎根于稳定恒久的传统，而巴黎便是由这两种材料铸造而成。这种新与旧在巴黎城市中的辩证交织，正如书中关于新桥的评价所感叹的那样：

　　“历史被包裹在时尚中。时尚改变一个人的外表，但是每一个和花园里跑着的孩子一样大小的男孩、女孩，都将重复他们先辈的人生轨迹。时尚不会轮回，但可以从过去获得创新。同样地，历史虽不会重蹈覆辙，但是，很少截然不同于先前的历史。没有什么真正是新的。然而，事物在它所属的年代里被叫作新的，就像‘新桥’，实际上是如今巴黎最古老的桥。”

　　同样是对现实生活的重视，波德莱尔强调对巴黎转瞬即逝之美的捕捉，而蒋彝则旨在从中发掘巴黎日常的、传统的面相，从中其实颇可见出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英国作家赫伯特·米德曾在《湖区画记》的序中写道：“蒋先生闯进我国的圣地，以中国方式致敬。”事实上，以中国眼来致敬西方文化，这个曾让《湖区画记》大获成功的秘诀，后来也成为蒋彝旅行写作上的方法论自觉。由此也便不难理解，为何中国总是在蒋彝游历西方城市的文字中频频现身。《巴黎画记》自然也不例外：从亨利四世与波弗特公爵夫人的传说，蒋彝想到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从法国街头盛放的杏花，蒋彝似乎又回到了故乡庐山脚下的杏林；安坐于公园里看风景，蒋彝也不忘将眼前景致与中国山水画的联系：“倘若有一个身着古代长袍的中国文人坐在附近的一个小木屋里，倘若这里的松树脚下长着一丛丛兰草，那么，整幅美景则像是宋代丹青大师笔下中国画的复制品。”这字里行间隐现的中国，绝不仅仅是异域文化的新奇点缀抑或难以抒怀的乡愁寄托，而是从根本上构成了蒋彝观察西方文化的视野。

　　可以说，正是透过中国眼的观察，蒋彝笔下的巴黎才如此日常，也如此平淡，恰如书中所描绘的塞纳河畔垂钓者日复一日的身影。虽然蒋彝平易清晰的英文写作风格谈不上运用了多少高超的文学技巧，他的画作也很难称得上是杰作——我们对之实在不宜太过拔高，不过，无论是他的文字还是画作，又恰恰与之所见的巴黎形成了相得益彰的关系，这便足够了。

　　不难揣度，蒋彝生前恐怕并未料到他的画记有朝一日竟会被译为中文出版，因为他从来都很清楚，自己的写作对象只是英美的读者。尽管并未直接讲述中国文化，但蒋彝以中国眼来观察西方的独特方式，正如他那些以中国画技法所描绘的巴黎街景，却又足以为英美读者制造既熟悉又陌生的跨文化体验，由此英美读者不仅对自身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与领会，也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尊重与理解。因此，在跨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蒋彝的功劳又着实是不可抹除的，今天也理应得到国人的尊敬。不过，令笔者好奇的是，假如中国眼中的西洋景曾是蒋彝画记在西方广受欢迎的原因，那么，今天的中国读者又能从这些被翻译为中文的作品中读到些什么呢？

　　□金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