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审判制度不“缺席”，让追逃更有力

　　■ 社论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法治的应然。加强境外追逃追赃，就该有更可靠的法律程序保障。

　　中国的“缺席审判”来了！

　　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修改的刑诉法，增加专章建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的缺席审判程序。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建立，意味着“加强境外追逃追赃”有了更可靠的法律程序保障，我国依法治贪制度离完善更进一步。

　　补上“缺席审判”的制度短板，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人们通常认为，“缺席审判”将剥夺被告人参与诉讼的程序性权利，无法保障其受辩护权，进而影响程序公正，所以对于普通刑事案一般不宜适用“缺席审判”。但外逃贪官案件以及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有其特殊性。及时设立“缺席审判”制度，对提高腐败犯罪案件的诉讼效率，方便国际协作，维护我国司法权威意义重大。

　　过去因为没有“缺席审判”，导致很多贪腐分子只有回国后，才能对其进行审判，否则他们在法律上仍是“无罪”之身，很难处分其涉案财产。而对在逃分子的劝说、遣送及引渡，涉及复杂的中外司法协作程序，这既给很多“红通分子”逍遥法外多年提供了便利，也耗费了大量司法、外交资源，不利于正义的高效实现。

　　比如，外逃长达13年的“中国第一女巨贪”、浙江温州原副市长杨秀珠，就因为缺乏“缺席审判”机制，导致此案在程序上长时间悬置。到头来，漫长的延宕很可能导致物证灭失等不利情况。

　　事实上，2005年，中国就已签署并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中明确：“考虑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在因为犯罪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而无法对其起诉的情形或者其他有关情形下，能够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这类财产。”2013年1月起实施的《刑诉法修正案》中新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规定。这些机制是为了方便中国司法机关在外逃人员死亡、逃匿等情况下，及时处置犯罪所涉及的财产。2017年1月，最高法、最高检还颁布《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但这些特别刑事没收程序还只是“对物不对人”，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还需要有明确的缺席审判机制，以便更好地打击腐败犯罪、追讨赃款。所以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建立，也是我国反腐雷厉风行、法治渐次完善下的水到渠成之举。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为了高效打击腐败犯罪，同时也兼顾了程序正义原则——充分保障被审的外逃人员的诉讼权利。比如，法院通过国际司法协助等方式，将传票和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或由其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对判决不服的，近亲属也有权提起上诉。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是法治的应然。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建立，显然不是刑诉讼的小修小补，而是完善了中国刑事制度的重要一环。可以预期，此举有助于更高效、及时地打击外逃贪官，也必将让正义来得更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