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宁 平衡事业家庭不仅是女性的问题

　　2018世界生命科学大会10月26日到29日在北京召开，已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颜宁回国参会。

　　去年，颜宁离开任教10年的清华大学，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终身讲席教授。自2014年解析出困扰生物界50年之久的“葡萄糖转运蛋白的晶体结构”以来，颜宁作为曾经清华大学最年轻教授便时常出现在公众视野，此番出走也引起强烈关注。

　　10月29日，颜宁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讲述了过去一年国外生活的感受和对科研的认识。谈及近期发生的学术造假事件，颜宁说，当你不是简单地享受科研乐趣，把科研变成经费压力、毕业压力、成名压力，都可能导致铤而走险造假。“但长远来看，还是不造假的科研成果推进了科学进展。我更愿意去看光明的那一面。”颜宁说。

　　【人物简介】

　　颜宁 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曾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拜耳讲席教授。

　　谈离开

　　清华和普林斯顿是最熟悉的两个地方

　　新京报：去年离开清华去普林斯顿，你在微博写了句歌词“跨越时间，留在原地”，能解释一下吗？

　　颜宁：就是我回到了普林斯顿。清华和普林斯顿是我最熟悉的两个地方，我的轨迹一直就是清华、普林斯顿，再清华、再普林斯顿。

　　新京报：清华和普林斯顿两个学校的学术氛围，有什么区别？

　　颜宁：我在清华就职过的生命学院、医学院，是改革走得比较靠前的，和国际接轨得非常好。如果坦白说没有觉出太大区别，你会觉得诧异吗？

　　新京报：你认为普林斯顿有哪些地方做得很好？

　　颜宁：普林斯顿的科研辅助很有效。我的秘书是系里配的，服务三到四个教授，我入职、申请签证等，到了时间就有人给我发信提醒，秘书会经常接受培训，很有经验，会处理订购、报销、安排行程，甚至帮我把邮箱设置好。在国内，科研辅助人员可能由于待遇问题，流动性很大，经验不足，使得科研人员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去做这些琐事，我觉得有点耽误精力。

　　新京报：在普林斯顿，学生资源方面和清华比有哪些优势？

　　颜宁：我觉得在普林斯顿一个优势是收到了特别好的博士后申请，这在清华很难做到。国内是以博士生为主，博士后并不是说不能招，是真的挑挑拣拣后招不到这么多优秀的博士后。普林斯顿这种世界名校对人才的吸引还是要比国内名校，哪怕是清华北大，都要高。

　　新京报：很多国内博士毕业后选择出国做博士后，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颜宁：一个是国内招聘大多要求应聘者有海外经历，国内非常顶尖的博士生，大多还是选择出国做博士后。第二个就是博士后的待遇问题，现在国内博士后的待遇比以前好，但之前很多年确实偏低，我想这个需要时间来改变。我本人非常赞同科研训练期间（读博、做博士后）有一段海外经历，有助于开拓视野，感受不同的科研文化和体制。

　　一方面是本国优秀的博士选择出国做博士后，另一方面是没有能力或足够的国际化体系吸引其他国家博士来华做博士后，这也许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谈科研理想

　　理解生命的起源与进化

　　新京报：今年你在《科学》杂志发了三篇重量级论文，这和在国外科研有关吗？

　　颜宁：今年发的三篇文章只是特别凑巧在一块儿发出来了。其实做了很长时间，我的博士后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有一个人花了五年的时间才做出来。

　　新京报：你常说做完某某课题就退休，是真的吗？

　　颜宁：都是开玩笑，我只是用“退休”来形容一个课题的难度。科研就是一山望着一山高，你到另一个山头发现，前面又有更高的山峰要攀。

　　新京报：之后科研规划是什么，会尝试不同方向吗？

　　颜宁：大概花1/2的精力继续关注目前的研究吧，总要试一些不同的东西。虽然我老嚷嚷说要做点新的东西，但万一做不出来太丢脸了，所以就先不说是做什么啦。

　　新京报：做科研的终极理想是什么？

　　颜宁：我想每一位生物学家的终极理想可能都是理解生命的起源与进化，当然这更可能只是一个梦想。比如说，细胞在0.3纳米到100纳米这个分辨率尺度上对我们而言还是个黑洞，这里面有多少新的生物学现象我们一无所知。这也是我正在学习和探索的一个方向。

　　谈学术造假

　　更愿意去看光明的一面

　　新京报：你在清华时给研究生上过学术诚信的课，你觉得学术诚信有多重要？

　　颜宁：这个重要性不言自明。做科学是为了求真，没有科研诚信怎么立足呢？

　　新京报：最近国内外都出了一些学术诚信问题，一些教授被撤稿。你怎么看这些事情？

　　颜宁：学术造假每个国家都有，特别是当你不是简简单单享受科研乐趣，而把它变成经费的压力、毕业的压力、成名的压力，这都可能导致铤而走险造假。

　　前段时间，心肌干细胞的造假论文肯定误导了一大批人，但在科学长河中，这样的事物只是导致短暂后退，长远来看，还是那些不造假的科研成果推进了科学进展。我更愿意去看光明的那一面。

　　我们在训练学生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批判性思维，就是对文献不要盲目信任。比如我读任何论文，不论是来自哪位大家，一开始总要带着找茬的思路去看。这是我在博士一年级接受的最重要训练，受益至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造假文章带偏。

　　谈女性科学家

　　社会对女性一些要求是不公平的

　　新京报：你在清华时为什么会想到组织女科学家论坛？

　　颜宁：我是从2015年开始在清华组织女科学家论坛。有人问我，你不是讨厌科学家前面加“女”字么？但当我们现在面对一个群体时，需要一个名字来称呼。

　　新京报：你是如何意识到女科学家问题的？

　　颜宁：我的女学生们在博士生面试，还有在实验室时，其实跟男学生没任何区别，但到最后为什么女生做教授的就少了，这是引起我关注的。

　　新京报：你是否觉得女性科研工作者在社会上受到一定歧视？

　　颜宁：其实我个人没有感觉到因为性别受到任何歧视。但我认为现实中有很多对女性的要求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女性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这本不是女性专有的问题，而是两性问题。比如生育，“生”是妈妈的事，但“育”是双方的事情。

　　一个女性科学家，确实面临着在婚姻和家庭里要承担更多任务的问题，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当她们因为种种现实问题，不得不在家里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这对她们的事业无疑是不公平的，是否会因此造成招聘、升职过程中的隐性歧视呢？在政策制定上是否应认真考虑这些因素而有所调整呢？这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新京报：你心目中的科学家是什么样子？

　　颜宁：我心目中没有科学家的样子，科学家本来就不是定型的，很多人就觉得我不像科学家。我周围有自组乐队的科学家，有沉迷天文摄影的生物学家，有整天紧张的科学家，有很放松的科学家，有长得比艺术家还像艺术家的科学家，有不修边幅，也有非常时尚可以做模特的，我觉得大家对科学家不应该有一个刻板认识。

　　新京报：你觉得做科学家最幸福的是什么？

　　颜宁：我觉得我很自由，工作和休闲时间可以很自在地安排。我们好多人放弃更高薪或者没有进入其他领域，愿意留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是因为有充分掌控自己时间的自由。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实习生 徐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