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作品被有意地集体遗忘了”(1)

　　读朱西甯先生的作品，使人惊讶，惊讶于他温和的外表下潜藏着这么大的能量，而他的作品又是如此复杂多样，无法仅仅用“乡土文学”、“军中文学”之类的标签来限定。世纪末的台湾一片喧哗骚动，日新又新，朱西甯的孤军奋斗是个异数，借着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接驳，朱西甯意外地在台湾赓续了一个五四的“反”传统。到底应当如何评价，看待朱西甯在文学史的位置？朱天心、朱天文、唐诺的看法或许多少带了一些亲人的情感在里面，但同是作为文学从业者，他们也能从中抽离出来，不带偏见地审视朱西甯其人、其作。

　　●朱天心

　　父亲用信仰回应中国现代化问题

　　新京报：张爱玲曾写信给朱西甯，相信他的作品一定会有极广大的读者群，甚至将来还会扩大。但是现实似乎和张爱玲预言的相反，虽然莫言、阿城等读过他作品的人，无不迅速成为他的读者，但读者群总体来说还是很小。

　　朱天心：台湾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没有畅销书、排行榜这样的概念，但那时父亲的作品是台湾文学里最重要的作品，是最会引起阅读和讨论的，很多学生都是父亲的忠实读者。后来因为台湾政治气候的变化，父亲的作品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了。他在之后的斗争中被定为“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者”，从台湾文学里除名。不只是父亲，像我们这样的外省人第二代也是如此。我记得十几年前，一个学生要研究我的作品，但几个教授和他讲，你非得研究这个“中国人”不可吗？想要劝阻他。由此可以想见像父亲这样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的第一代外省人的处境。确实在这二十年里，他在被有意地集体遗忘。

　　新京报：朱西甯受到了胡兰成怎样的影响？

　　朱天心：父亲认识胡兰成是在七十年代末期，像《铁浆》这些作品其实是在认识胡兰成之前写的。我觉得父亲受他的影响是后来不怎么写小说了。在整个八十年代，父亲就像胡兰成的信徒一样，用理论的方式推广他一直念兹在兹的“基督教中国化”的想法，他从胡兰成谈中国礼乐的一些理论里获得支撑，想要急切地表述、推广这些理论。一直到最后十年，父亲才又重新用起小说的方式，埋头《华太平家传》。我不晓得他的内心转变如何，但那十年他确实放弃了小说，那是他一生里比较异常的时候。

　　新京报：写作《华太平家传》时的朱西甯在进行怎样的尝试？

　　朱天心：其实从十九世纪开始，但凡有志之士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现代化的问题，要怎样面对中国仍旧处于前现代的状况。父亲念兹在兹的是信仰这一部分，他其实是在用他的信仰回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华太平家传》从庚子教难、义和团写起，本想一直写到当下，但只写到我的爷爷那一代就过世了。他这时又回到了过去小说家的创作态度，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就闭门不出写《华太平家传》，有人来找他，我们就说他到山上去写作了，其实他就在三楼写。写作过程很漫长，前后八易其稿。当他写到33万字时觉得可以拿出来重新梳理一下的时候，才发现书稿除了面向人的那侧，其余皆被白蚁啃噬。其实我们全家平时很少聊到各自进行的创作，听到这件事情后，我们都很伤感，但父亲却很释然，他觉得可能是自己写得不够好，上帝在用这种委婉的方式收回。我觉得他在其中投入了所有的过往，是他一生思想的总结。

　　●朱天文

　　锻造小金鱼的“奥雷里亚诺上校”

　　新京报：你曾论及朱西甯1969年的短篇作品《现在几点钟》，惊讶于它的现代感。如何看待这种“现代感”？

　　朱天文：父亲受惠于传教士家庭。他出生时，正是中国文化非常衰弱和萎缩的时候，需要新的东西进来，而他所接受的新式教育和五四影响给了他一副“新”的镜片。《铁浆》是他27岁到37岁之间的结集，但这些并非怀乡之作，他始终带着现代意识来看他的家乡，用一种“热眼旁观”的方式观察着他周遭的现实，然后写下他与现实的对话，即便是早年的幼稚之作，也都注入了现代意识。因此当六十年代台湾开始步入城市化的时候，他没有停留，进入了他的“现代主义转折”时期，写了《现在几点钟》等许多作品回应那时的当下，他是同代小说家里最富实验精神的人。但他的大胆求变并非是为变而变，为新而新，而是因现实而变，为了找寻那个最好的“容器”。很多读者不理解他为何要放弃以前的故事性，描写现代的这种琐碎疏离，但是对于写作者来说，宁可选择有意的失败，也不会选择熟悉的重复。

　　新京报：朱西甯在《三三集刊》和三三书坊创建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你曾说，朱西甯在三三时期选择了做一位“供养人”，放弃了小说创作。

　　朱天文：那时我们真的以为他不怎么创作了。但如今我们来拍父亲的纪录片，从南京到宿迁一路过来，才发现他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即便是三三最热闹的那两年，也就是我后来称之为“供养人”的那个阶段，他也一直在写，所以我那时说的“供养人”对父亲是个不正确、不公道的说法，他的创作力远比我和天心旺盛。最后的十年，他从楼上的书房移到楼下的客厅写作，回到了最初他来台湾时的状态。那时天非常热，没有电扇，他就从屋里牵一个灯到外面，在藤椅上架一个洗衣板，借着灯光写，用亚克力板把稿纸夹起来写。之所以把书桌搬到楼下，是为了接电话、收快递，处理种种事情。他是如此的专注、凝神，在那个小角落里写啊写，而不是在一张大书桌上。那个角落，就像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奥雷里亚诺上校的小金鱼工作坊一样，打仗归来的上校用他的余生来锻造小金鱼，打了又熔掉，熔掉后接着打，当他离世之后，桶里剩下十七条小金鱼。父亲就像那个锻造小金鱼的上校。

　　新京报：你在《巫言》这部小说的序中有提道，朱西甯先生、胡兰成和侯孝贤对你的作用已不能用“影响”这两个字来讲，他们塑造了你的一切，甚至是生命。朱西甯先生是如何“塑造”你的？

　　朱天文：父亲其实并不会以身作则，他没有“则”的概念，但他会用言行无形中影响我。我们三姐妹在父亲去世后各自写了怀念文章，发现我们几个所认识的父亲竟如此截然不同。也许是长女的缘故，我和父亲的关系很像是男人与男人的交情。这种交情就像火焰，烧到最后，是至青至纯的状态。胡兰成对我们的影响也和父亲脱不了关系。因为我们从小看的是翻译小说，旧学很差，而胡兰成从各方面督促我们读古书，包括父亲自己也在补修旧学。我们那时很小，不知道胡兰成的外界评价，只是实际接触到他这个人。而父亲是有他自己的斟酌与考虑的，若说痛恨汉奸与日本，他是最应当痛恨他们的人，但父亲没有为此疏远胡兰成。胡兰成对父亲也是很敬佩，在讲到《史记》里的“游侠列传”时，曾在黑板上写下一句“任侠是文魄”，说这就是朱西甯作品的分量。

　　灰色地带的文学

　　重读《铁浆》（选摘）

　　刘大任

　　我们都听说过，朱西甯从军后，走南闯北的简单行囊中，有一本张爱玲。朱西甯跟胡兰成的交往，也是台湾文艺圈熟习的掌故。甚至还有人大胆到把朱西甯归类为张派或胡派。

　　这一层，在重读《铁浆》后，更加让我觉得寂寞。

　　我始终认为，台湾当代小说，在鲁迅和张爱玲这两个性质颇不相契的传统中，选择了后者，是相当不幸的。

　　这么些年来，由于新批评这个文学理论在台湾一度成为显学，张爱玲被尊奉在庙堂之上，鲁迅则变成了某种政治符号。

　　这个发展，重读《铁浆》，也使我觉得气闷，我认为，朱西甯的作品，应该属于鲁迅、吴组缃、沙汀、艾芜、叶紫和罗淑所代表的这个传统。

　　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

　　（下转B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