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麦克尤恩 如果机器人写出有意义的原创小说

　　伊恩·麦克尤恩来中国了。这位在英国被誉为“国民作家”的小说家，10月25日抵达北京，10月2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了“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做了一场以“数字革命”为主题的演讲。尽管在新近出版的小说《坚果壳》里多次提到北京、提到中国，但因为这场活动，70岁的麦克尤恩才第一次踏足中国。

　　10月27日，麦克尤恩接受了我们的专访。采访中，他谈了对人工智能、性与性别、电影改编等问题的思考。

　　检验机器是否有意识，可以用小说

　　新京报：你在人民大学演讲时提到，当一个人造人写出第一部有意义的原创小说时，我们将有机会通过我们所创造的这些“他者”之眼看见我们自己，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麦克尤恩：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阿兰·图灵讲过这样一句话，在门帘后面有一个机器和一个人，你向他俩提问，如果你还是没法区分哪个是机器、哪个是人的话，你可能只能假定——他们都是有意识的。这是一个很粗陋的测试。我认为最终检验一个机器是不是有意识的方法，就是去看它能否写出一本有意义的原创小说。因为小说是一种非常私人的艺术形式，探索的是私人情感以及人和社会间的关系。

　　新京报：能透露一下新书Machines Like Me会怎么处理你在人工智能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吗？

　　麦克尤恩：这是一个更疯狂的小说，背景设置在过去。故事主人公三十出头，过得不太顺利。然后他得到了一大笔钱，他用这笔钱买了第一个非常好的男性人造人，他带这个人造人回了家，给他充了电。他有一个女友，而这个人造人也爱上了这个女人，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老套的三角恋的故事，是许多电影里的一个经典情境。但这个女人有一个秘密，日后会慢慢揭露。我现在不想具体描述这个问题。可以讲的是，如果你持某种观点，她的所作所为是非常伟大的，但如果你持另一种观点，她就应该进监狱。

　　这个小说里的道德困境在于那个机器人采取了和叙述者非常不同的态度。所以什么是机器人道德？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应该赋予机器人以道德准则？汽车制造商已经在面对这样的问题了。在紧急情况下，你是救司机还是救路人？宝马公司就面临过这样一个巨大的道德困境，他们还和哲学家讨论过这些问题。

　　跨性别问题是真问题，但我只能站在后面旁观

　　新京报：你曾说你不太知道Tinder这样的交友软件，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比如在《在切瑟尔海滩上》里“性”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禁忌的年代，也有这样的软件，你会尝试用一下吗？

　　麦克尤恩：我从来没用过，这种代际间的分层是很令人惊奇的。在我那个年代，没有Grindr和Tinder这样的东西（注：均为陌生人交友App），或许，我部分觉得人和人的接触是不应该由科技充当中介的，也许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点迷信。

　　如果我们生活在小村子里，你可以去当地的舞厅，房间一侧会有女孩子们。或许有人会鼓起勇气问你能不能共舞一曲，也许那就是一段恋情的起点。现在我们生活在大城市孤独的人群里，大家得寻找其他的交流方式。交友软件在这里流行吗？我读到这样的新闻，但我从来没用过。而且我结婚了。

　　新京报：在《坚果壳》里，有一段说到社交网站上现在有71个性别选项，在我读来是带一点嘲讽意味的。你在一次访谈里讲到跨性别议题时，说现在很多人把身份认同当成了一个可以从超市货架上随意选取的商品，但这存在问题吗？

　　麦克尤恩：那是脸书上的。最近的争论是人的性别是否应该由XY、XX这样的染色体来定义，还是说由一个人自己认同是男的或是女的来定义。女性主义者和跨性别人士在这些问题上讨论得最激烈，但我没法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只能站在后面观看。

　　女性们通过多年的努力换得了今天的地位，现在她们发现有男人说“我觉得自己是女人”，她们大多会说“好的，每个人都可以进来”，但也有的女性会说：“等等，我们想要有一点远离男性的空间，我们生活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我们想要一小片只属于我们的空间”。我认为这些观点是真的，也是真的议题。我不会去嘲笑这些议题。我一辈子都会为这样的事情拍手称快。

　　比如，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和当时有名的英国作家安格斯·威尔逊成为了好朋友。他和伴侣托尼生活在一个乡下小屋里，他们承受了巨大的歧视。当然他们是非常大胆的波希米亚式的知识分子，是艺术家，他们觉得自由。但许多其他人不觉得自由。我的侄女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我们去了她俩的婚礼，她们还领养了三个孩子。这些现在已经完全被接受了，一切就发生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里。所以（跨性别）只是往前多推进了一步。如果你可以开开心心的，不给他人带来不快，那没问题。

　　改编作品最好先看电影再读小说

　　新京报：谈一下两部你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吧。在电影版《在切瑟尔海滩上》的结尾，爱德华去看了弗洛伦斯的演出，小说里没有这段，为什么加了这一段？

　　麦克尤恩：在小说里，她消失了，只是留存于他的脑海里。当你把小说里的东西移植到大银幕上，你得寻找一些戏剧化的东西。电影不是一个能给你流动思考的媒介。所以如果我想要表现他的遗憾，我得给出一个场景。由于他处于人生和事业的尾声，就合情合理地设置了演奏会这个场景，他俩从来没有说过话，他只是坐在后面，然后两人对视了一眼，所有这四十五年来的遗憾都在那一刻里表现出来了。

　　小说里我写了一大段他如何遗憾，如果他那天海滩一别后去找她，他们本可以又在一起，他本可以成为一个父亲等等。我很感兴趣的是，人生总是有这样的时刻，你可以往左走也可以往右走，但往往在那一刻你是没有那个意识的，人生中充满了这些小小的事故。

　　新京报：我觉得加了这一段让这个故事变得有点俗气，好像最后爱德华和那段羞辱的记忆和解了，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容易和解的，你怎么看？

　　麦克尤恩：我不这么看，他早就忘掉那个新婚之夜与性有关的羞辱记忆了，他感到失落和错过的是那一段感情。他找到过真爱，但他犯了错，我是那么看的。

　　新京报：我还注意到，《儿童法案》小说里有写菲奥娜对亚当有过动心的时刻，而且她年轻时还爱过一个歌手，但这一段在电影版《儿童法案》里为什么删掉了，觉得有点可惜。

　　麦克尤恩：啊，是的，你是唯一一个向我提到这一点的，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自己也非常喜欢那一段。但我得为保留其他的部分而放弃这一段，拍电影的过程总是有很多这样的妥协。

　　新京报：是不是因为电影改编的时候需要作出很多妥协，所以你觉得电影是一种相对小说更浅薄的媒介？

　　麦克尤恩：只有在下面这个意义上，我说电影是更浅薄的媒介，就是剧本里得把人物所有说的和想的都写出来。而小说这个媒介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给你意识、情感、流动的思绪。《在切瑟尔海滩上》的半部分以及《儿童法案》很多段落是没有对白的，都在脑子里，你得自己去想是什么对白。

　　但问题是，如果你很喜欢一个小说，你很难喜欢改编的电影。我能想到的两个成功的例子是约翰·休尔斯改编的乔伊斯的《死者》，李安改编的安妮·普鲁的《断背山》，都是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精彩绝伦的典范。所以总体上，我觉得最好先看电影再读小说，因为每个人脑子里都是电影画面，而读小说则像是私人的电影院。我很感动，你刚才提到的这两个例子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但没办法，就是得现实一点。

　　采写/新京报记者 沈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