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县委书记张通荣 震后十年，在废墟里新生

　　抗震救灾结束后，副县长张通荣曾以为汶川需要20年才能回到震前水平。

　　当时，映秀镇、漩口镇、卧龙镇等8个乡镇几被夷为平地，汶川县城三分之一房屋倒塌，其余部分严重受损，3万多人无家可归。

　　然而震后仅3年，映秀镇就已盖起别致的羌族风情建筑，游客络绎不绝；汶川县城有了新的医院、体育馆、抗震8度的小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较震前至少进步20年。

　　自2002年起，张通荣历任汶川副县长、县长，2016年成为汶川县委书记。16年里，除2013年至2016年曾被调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任发改委主任外，他的履历全在汶川。他亲历了震前、震中、震后各个阶段，汶川重建的两三年间，放弃了186个节假日和双休日，除法定工作时间外累计加班近9000小时，瘦了20多斤。

　　10年后，张通荣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不停穿梭于县委办公大楼和百米之外的会议中心参加扶贫工作的各项会议；前往8个镇、4个乡的农村询问村民今年种植收成和打工收入；晚餐后还会换上运动鞋，在县城走一走，和路上的居民聊聊天。

　　汶川三宝

　　站在克枯大道向山上望，没人能想到全乡收入第一的木上村藏在海拔2200米的高山上，村子的“摇钱树”红脆李隐没于灰黄的植被中。

　　克枯乡政府距村子只有15公里，车程却要40分钟。9月，沿着狭窄山道盘旋而上，能看到道旁的果树上挂着沉甸甸的李子。果实紫红，表皮一层白色果霜。高山上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红脆李在整个夏天积累糖分，颜色由青转红，在采摘时间到来前的5到10天里颜色泛紫，口感由生涩变得清甜爽口。

　　在这个满是传统黄泥结构建筑的羌寨里，两三岁的小孩都认识张通荣。几年前，他常沿着细长而湿滑的田埂走到田里跟村民聊天，拉拉家常，再把种植红脆李的好处告诉他们。

　　过去，木上村的地里种的是玉米、洋芋，没有果树，连汶川县种植面积很大的甜樱桃都没有。因为海拔2000米是种植甜樱桃的上线，再向上，果子便会长出裂痕。

　　然而2009年中秋节，村民杨成辉家的李子熟了，被他摘来招待震后援建的肇庆市工作组成员。几天后，汶川县农业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村里测量土壤、分析农业条件，木上村从此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经济作物。

　　农业局的专业人员跑到大山上传授种植技术：春天到来前剪枝，以防茂盛的枝叶挡住照射果实的阳光，影响口感；在树根附近挖出一圈城池，将肥料倒进去以免浪费……为了弥补地震时切断的水源，县委县政府还让工程队从20多公里外的大石村引水。水管埋在地下，直通果树根部。

　　尽管如此，听了张通荣劝告改种红脆李的村民还是不多，直到2017年木上村老支书杨成辉家的红脆李大丰收。那一年，400株红脆李为他带来十多万收入，比卖洋芋、玉米的一两万翻了数倍。此后，越来越多的村民开着拖拉机将果苗运上山，栽种在自家地里。

　　十几年前，张通荣也是这样向农民们推广甜樱桃。他毕业于阿坝州农校，2002年刚成为汶川副县长时便分管农业。汶川的山地干燥寒冷，当时的农产品主要为土豆和玉米，农民年收入不过几千。但张通荣在一些村庄里发现了甜樱桃，海拔2000米左右的高山上日照足、温差大，果子的质量足够诱人。

　　从那时起，他便在乡镇里推广甜樱桃，从党员和读过初高中的年轻农民开始。他还给分管农业的干部下达指标，完不成任务的，免不了挨他一顿批。

　　在张通荣的坚持下，2002年到2008年，汶川的樱桃林从一千多亩变成了一万多亩。尽管震后部分果园被山石覆盖、果苗遭毁，汶川的果林面积也已升至2.3万亩，甜樱桃、脆李子、香杏子被称为汶川三宝。起于都江堰、终于县城南凤坪坝的都汶高速公路让汶川县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由3小时缩短为1.5小时，果商源源不断进入汶川，将汶川三宝运往全国各地。

　　据汶川县今年9月初的统计结果，全县甜樱桃产量1.15万吨、产值3.45亿元，脆李预计产量2万吨、产值1.2亿元，生产甜樱桃果汁等产品500余吨、产值1200万元。仅甜樱桃一项的收入就达到全县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以上。

　　让生者更幸福

　　地震前，张通荣是汶川的常务副县长，主管财政、人事。

　　可是天灾面前，他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渺小。如果没有全国人民的支持，仅靠汶川的资源和权力，根本不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回到、甚至超越震前的水平。

　　重建阶段，国家建立了3000亿元的中央财政灾后恢复重建基金。震后不到一个月，数万名援建干部、技术人员、施工人员赶赴灾区一线工作，广东、江苏、上海、北京等19个省份开展对口支援工作。对口支援汶川的是广东，支援威州镇的是广州，如今威州镇处处可见与广州相关的纪念文字。

　　“过去总有人说中国人没信仰。我在灾区生活了这么长时间，觉得中国人是最有信仰的。我们最深的信仰是家国情怀。”张通荣说，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情。他不希望任何事物、任何理由阻断情的交流，拆掉了县委县政府的护栏、围墙，办公室长期对公众开放。只要他在，任何人都能敲开他的门。

　　为了这份情，张通荣做出决定时很少再下命令，而是和居民们充分沟通。

　　县城重建时，县委县政府调整县乡布局，要把一些老房子改建成医院学校、修建成道路，有的老房子则因地质结构危险需要迁走。但许多居民不愿走。张通荣一点一点把居民们说服了。他指着县政府对面开阔的避灾广场，“你看，现在最开阔的地方是两个避灾点，没有把县委县政府修在那里。”在他的原则里，民众的安置虽然排在公共设施、基础设施之后，但排在政府机关之前。

　　县委县政府大楼本有重建的机会，但为了居民安置区建设前放弃了。那片安置区最初规划建成17层高楼，以节约土地，但即将搬进安置区的老人们不愿意。他们对地震时的经历心有余悸，对高楼电梯心生忌惮，最高只能接受8层。

　　“地震中那么多人的家人都遇难了，我们重建就是为了生者幸福，不能给一个百姓不满意的结果，”张通荣说。最终安置区采用了楼层更低的规划方案，加大用地面积，县委县政府未再建。现在，张通荣和同事们依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成的旧楼里办公，重新粉刷装饰的外墙仍显破旧，办公楼背后便是险峻的山体。

　　工作之余，张通荣时常会在晚饭后到岷江畔的栈道上散步。随手拾捡垃圾，观察街道的不整洁之处，并责成相关部门解决。

　　看到这个身材瘦小、留着平头的男人，沿途路人多会向他打招呼，偶尔也有人专门等在这里反映问题。但他从未想过取消散步或躲避上访者。“你天天出现，人们觉得县委书记没什么稀罕的。要是一年出现一天，他们反而会觉得不要放过他。”

　　张通荣记得，就在今年，一名80多岁的老人在这里堵过自己两次，控诉拆迁过程中乡镇部门补偿标准不统一。实际上老人被拆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不可能按照合法建筑的标准获得补偿。

　　他将老人请到办公室，向他详细解释拆迁政策，又协调其他政府部门和义工组织介入，有针对性地解决了老人家中的困难。他认为赔偿虽要依照法律规定，但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还是应该帮帮老人。此后，老人再没拦过他。

　　我们的树，我们的草

　　张通荣记得，3年前刚开始在这里散步时，等着拦自己的人很多，时间长了就慢慢少了。即便有人找他，反映的也多是市政问题：垃圾桶不够多或者是栈道上的栏杆坏了，还有人大老远地喊他停下，提醒他下雨了要带伞。

　　因为张通荣的散步，3年里，汶川的路边多了洗手间、添了茂盛的植物，路灯的照明时间应清洁工的要求拉长了，市政部门还为他们添置了手套等保暖衣物。

　　在张通荣的感觉里，地震后，汶川的居民越来越多像这座小城的主人。县政府对面开阔的避灾广场上有景观水池，池中锦鲤悠游自在，居民们进出广场边的县体育馆，家长带着孩子在广场上嬉戏，儿童将落在地上的金黄银杏叶抛进水里。

　　这源于汶川人对规划的参与，“以前做决定往往是政府找规划部门，没问题就推广，百姓觉得这个规划跟自己关系不大，甚至会说‘你政府的树’、‘政府的草’，”张通荣说，汶川现在会进行事前沟通，将决定权还给民众。

　　2010年建成的县体育馆，规划部门当初提供了4份图纸，有碗装结构的，有方正大楼式的。张通荣叫人把图纸贴在县城中心汶川博物馆前的街道上，邀请居民投票决定，这也让人们更加认同这座小城。

　　街道上摊贩、商店云集，人流熙攘，体育馆图纸很快引起路人的兴趣。可投票结束后，结果让张通荣吃惊——每种设计的得票率都不超过30%。

　　为了让更多人满意，张通荣让设计师修改图纸后再公示、投票，结果依旧。设计师不耐烦了，抱怨什么时候才是头。“他说你一直问老百姓，我都六神无主了。”张通荣说。

　　再次修改的图纸，采纳了居民们体现民族特色的建议：流线型的白色屋顶象征藏族的哈达，中间的屋檐是羌红色，还有一根“团结柱”，寓意地震重建中的民族团结。“这是独属于汶川的设计，你在全国任何地方都看不到。”

　　2011年，在北京召开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评估总结会议上，张通荣讲述了类似的故事：地震中，有着4500多年历史的雁门乡萝卜寨有200多幢古黄泥建筑被毁，40多名村民遇难。重建时，建筑设计单位给出十多种建筑形式，最终的房屋样式、施工单位、建筑材料，全由老百姓自己决定。

　　在发言结束时，他说这就是汶川故事的全部内涵：“活着，幸福地活着，自由地活着，自主地活着。”

　　■ 微言

　　汶川，让大家真正血肉相连

　　从成都到汶川，现在有一条漂亮的高速公路。2008年地震的时候，都江堰到汶川的交通中断，救援的人堵在都江堰，焦急万分，他们不知道山的那一边情况到底如何。现在都汶高速通车，从成都到汶川只要一个多小时，很多成都人会到汶川过周末。

　　这是震后重建的缩影。在都江堰，你会发现上海的“踪迹”无处不在，而援建汶川的，则是广东。漂亮的城市和先进的公共设施，是全国人援建四川的结晶。每一个重灾区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对口援建的省份，连起来看，很像一幅独特的中国地图，其中的脉络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山河，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血肉感情。

　　当然，新汶川的拔地而起，除了各省人们的争相支援，更离不开像张通荣一样的当地干部的夜以继日的辛劳奋斗。

　　这种凝聚力对中国弥足珍贵。有人把2008年看成是中国的“公益元年”，就是因为地震后焕发出的这种帮助别人的热情。

　　最初的冲动来自炽热的情感，后来的坚持则是理性的成熟。一些民间公益组织得以成立，人们才发现公益和慈善是一个相当专业的事情。10年后的今天，在年轻人中，做公益已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从帮助灾区群众到公民之间的互相帮助，民间互助成为政府救助力量的有益补充。

　　对这个民族来说，汶川地震当然是一次严重的创伤，但是到了2008年的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三十个年头，中国也有足够的能力从伤痛之中走出来。2018年再去走访地震灾区，会有特别强烈的感受。山河曾经破碎，人心曾感受到巨大的疼痛，但是这片土地如今已经呈现出勃勃生机。□张丰（成都媒体人）

　　■ 问答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张通荣：明白了这不是一个人就能改变的格局。原来以为靠着县委书记就能带动整个班子，后来才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

　　●新京报：这15年来经历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

　　张通荣：最美好的是守望相助的时候。从电视、收音机，从你们关注我们的目光中读懂了我们是不孤单的人群，背后有祖国温暖的大家庭。

　　●新京报：未来你对自己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张通荣：作为普通的基层县委书记，最大的期待是老百姓感受到政治生态的变化、自然环境的变化和经济的变化，并且成为老百姓的共识。

　　●新京报：对中国的期待是什么？

　　张通荣：我希望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全国人民保持一心，让汶川讲述民族团结的故事，生态文明的故事，巨灾后重建、创造人间奇迹的故事。

　　采写/新京报记者 庞礴

　　图片/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