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高晓松 好知识分子会努力改变时代

　　2018年11月14日，这一天高晓松要49岁了。在他出生的1969年，互联网鼻祖阿帕网首次成功从大学实验室里发出了信号。而到他接近50岁这一年，互联网已经统治了世界。高晓松也神奇地从一名音乐人过渡到了一名互联网从业者。

　　高晓松与互联网的紧密连接除了在阿里巴巴任职之外，他还是多档网络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2012年7月，高晓松第一档脱口秀节目《晓说》上线，上线24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100万，从此高晓松的脱口秀才能一发不可收拾。很多00后的年轻人可能不会唱《白衣飘飘的年代》，但都看过《奇葩说》。

　　进入互联网世界后，高晓松以勇于自黑的气质让自己火速成为“第一网红”。在高晓松看来，互联网将精英阶层消解掉，平等、自由、削减固化阶级，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愿意看到的社会进步，知识分子呼吁了百年也没做到，互联网做到了。

　　作为一名深深植入于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分子，面对大量信息喷涌却难分真假的嘈杂社会语境，高晓松也通过自己的节目不断发声，在试图引导人们学会与世界、自我和解。他不惧怕，也不在意这种嘈杂，“不怕嘈杂，怕的是无声息。”

　　好的知识分子，会努力改变时代

　　新京报：在如今这种嘈杂语境下，“降噪”在你心中是个什么样的标准？你会去因此做什么？

　　高晓松：我觉得身心都有处可退很重要。年少时奋斗是为了寻找进路，中年的奋斗是为了铺一条退路。我在洛杉矶工作生活，去哈佛做些研究，每天只看一次新闻，很少看别人的微博，不看朋友圈，花好多时间旅行，以一年一座的速度在我喜欢的城市开图书馆。

　　新京报：这几年在90后、00后中俨然诞生了如李诞这样的所谓“年轻一代精神领袖”，他们的表达方式更符合当下趋于青年文化的语境，但大部分老一代知识分子是缺乏这种“调整表达”“包装自己”能力的，你认可这个观点吗？

　　高晓松：不认可，我认为老一代知识分子在拥有话语权的时代，有意无意地过度包装自己，现在只是露馅了而已。

　　新京报：当下的社会语境，会让知识分子难以自处吗？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什么标准？

　　高晓松：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时刻警惕大众，甚至与大众对立的，因此在由大众组成的社会里，本身就难以自处，并不是最近的时代才这样。想想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

　　新京报：在之前你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过，想做一名“较好的知识分子”。“好的知识分子”与“较好的知识分子”区别在哪？

　　高晓松：好的知识分子，努力改变时代。较好的知识分子，努力不被时代改变。

　　我不太会做逆流的事，知识分子自黑也很好玩

　　新京报：新京报的新APP上线了，评论区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寄语”，希望我们不要引入自媒体和机器自动抓取，坚持做我们的原创和发挥采写特长，做限量阅读，扎实的报道。我们有时也会迷茫在新媒体赛跑中如何自处，你对我们的新媒体化有什么期待和建议吗？

　　高晓松：不要畏惧机器、算法、数据、人工智能，它没有态度，不能决定内容的好坏。内容的好坏与机器抓取、算法分布无关，难道街头一份份送报纸，就能说明这个报纸是好的内容吗？内容产业分为创作、推广、分发三部分，创作无论什么时代都是人和人发生关系，推广是人和数据发生关系，分发是数据和数据发生关系，内容和用户都可以看做是数据，这才会用上机器、算法，坚持好的内容和如何分发的关系并不大。

　　新京报：截至目前，你觉得自己一直是“逆流而上”，还是“顺流而上”？从音乐人到电影人再到做脱口秀，到阿里互联网，这个印迹感觉是在随着时代潮流前进的。但做杂书馆感觉又有一点“逆流”。

　　高晓松：我是顺流而上下，有时上有时下。从成长、性格上说，我不太会做逆流的事，碰到逆流的时候可以不动，不投降，就先那么待着，什么时候看有顺的东西出现了，再重新上船。这也可能是因为我从小成长得很顺，知道对顺的东西怎么把握。我之前去清华做一个产业演讲，当时有人问我是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我说如果我是，我会上清华吗？我肯定是尊重社会价值评判体系的，清华火我就去清华，阿里牛我就去阿里。做杂书馆也并不是逆流，而是顺流，如果中国社会没有进步到大家觉得文化、传统是珍贵的，只是处在为了发财的阶段，我也不会做杂书馆，那是逆流。我现在是顺势而为，大家都觉得国家富足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增长体，是不是可以多做一些文化的事。整个社会都有这个需求。如果杂书馆做的特别逆流，特别难，那我也就不做了，实际上我得到了很多帮助，和很多有理想的人一起做，挺愉快的。

　　新京报：很多人都觉得，进入互联网世界后，你以勇于自黑的气质让自己火速成为“第一网红”。你排斥“网红”这个叫法吗？

　　高晓松：人家真正的网红都是有带货能力的。有次一个我尊重的老电视台台长跟我说，你应该带带货，你现在这么大的网红。我说大哥，我当网红很高兴，带货这事就有点超出能力了。如果热闹是网红，那我是，我喜欢热闹。我一直是个顺流的人，在知识分子有话语权、有强大内容影响力的时代，知识分子都往高大上包装自己，我也一样。现在互联网让一切扁平化，精英被消解，这样也挺好，比以前轻松了很多，以前还背负着那些包袱，现在更愉快一点，知识分子自黑也很好玩。

　　站在高楼上看的不是生意，是使命

　　新京报：这几年，你有做哪些突破自我的事？

　　高晓松：最大的突破就是加入阿里。我从小就是一个对组织很抗拒的人，无论什么组织。从小我就不当学生干部，中学的时候我坚决不入团，团组织追着我，都恨不得替我写申请书了，我这才勉强入了。大学的社团找我，我也都不参加，社团在礼堂演出，我就在草地上弹琴唱歌，我觉得在草地上是最自由的。所以到了这个岁数，我居然加入了一个庞大的组织。我自己的性格就很强大，去一个这么强大组织文化的地方，肯定会有拧巴、冲突，我居然都克服了，而且已经待了快四年了，我自己也没想到。很多时候以为中年人就无法改变了，其实不是。这个突破很值得，我也很想看看到底能把自己改变到什么程度。这不是根本性的价值观的改变，而是做事方式，我之前比较懒散、不太负责任。根本的价值观、理性的信仰是变不了的，也只有契合了，双方才会有合作。

　　新京报：你说过，以前也没把互联网当商业，而是把互联网当成革命。在阿里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高晓松：阿里是气场非常强大的，甚至是改变了人群正态分布的地方。从小到大我看到的人群基本都是正态分布的，到阿里你会看到某几类人特别多。我工作最主要的状态是焦虑，特别焦虑，5G来了，新赛道进来了，要怎么做，每天要花很多时间追踪整个世界前沿的技术、内容方式等等。我在阿里驻洛杉矶的总部，每天要跟好莱坞、硅谷的人谈各种事。互联网、科技公司最怕在转赛道、新科技到来时，掉队了。每天焦虑也很有意思。站在高楼上可以看得远，看得远就不是生意了，是愿景，是使命。

　　新京报：你的微博认证是：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杂书馆馆长。这也是你最为看重的两个身份？

　　高晓松：现阶段我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把阿里的事做好，一个就是让书馆一家家开下去。如果说十几年前，那我的身份肯定是音乐人，几年前可能是电影人，这要看那个时间段主要在干吗。做什么事最愉快，我就把那个身份写进去。也许有一天这些事都不够愉快，做一个公民最愉快，那我就把身份上写成“公民高晓松”，也很有意思。

　　每一代优秀人才的占比，都是一样的

　　新京报：对于大众文化有人持积极的态度，有人持悲观的态度。有人觉得，之前大学里面谈论诗歌、谈论远方，但是现在大学生好像感兴趣的都是就业、创业、升职赚钱这些事。你怎么看？

　　高晓松：每个人都会把上一个时代想象得很美好，不食人间烟火，其实不是。我们那个时候也有就业压力，能不能“分配”留在北京。谈论诗和远方的还是少部分人，今天也不是人人都在谈创业升职，也依然有人弹琴唱歌，写诗去远方。每代人在水落石出的时候，你都会看到比例差不多。我做导演时在好莱坞的第一个制片人曾说我们觉得自己是最牛最优秀的一代人，不苟且，有情怀，闹革命，去远方，但是今天当他60多岁了，再回头看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中，优秀的比例是一样的。

　　新京报：你，老狼、李健从校园里成名，近期没有这种人了，是不是意味着，如今大学已经丧失了浪漫的土壤？

　　高晓松：不是大学丧失了浪漫的土壤，而是现在大学和社会融合在了一起。我们那会儿很少有人能进大学，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大学和外面的世界文化生活完全不一样。外面在听四大天王，大学里听罗大佑、崔健，外面在看琼瑶，大学里看卡夫卡、尼采，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曾经大学的墙那么高的时候，里面也产生了一些不一样的人，现在这堵墙消失了，外面的世界和大学里看的东西也都一样了。不会再有校园歌手，那是因为现在所有歌手都是从校园出来的。这也没什么可遗憾的，扩招让更多的人可以平等接受教育，这比动用全社会资源去喂养几个精英，让他们在象牙塔里风花雪月更有价值。

　　新京报：在音乐方面，你也一直在推新人，但是除了个别选秀节目，大家一直在感叹，现在新人出来太难了。你也有这种感受吗？

　　高晓松：我没有这种感受。新人出来在什么时代都难，莫扎特时代也难。本来就是陡峭的金字塔，无论什么时代，成千上万的人都只有少数人能出来。而且要看怎么定义“出来”这个词，音乐有很多功能，“出来”只是其中一种功能，很多人弹琴唱歌，把自己的挣扎写出来是一种释放，它也是音乐的一种功能。而这也恰恰是音乐这件事的魅力所在。没出来你也记录了自己的成长，没出来你也给爱的人唱了歌。大多数人做音乐还是因为热爱，“出来”不是唯一的目的，以这个为目的的人，也不会是好的音乐人。

　　新京报：现在也有很多老牌的电视音乐节目讨论度越来越低。是音乐行业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高晓松：我没有觉得音乐行业有问题，越来越多的媒体、平台出现后，把行业水下挣扎的那部分放到大家面前，大家觉得好难啊，其实本来就这么难，不过以前是在唱片公司里面挣扎，现在放在大家眼前挣扎。全世界的选秀节目也都一样，传媒特质要求它必须一季季做下去，第五六季的第一名还不如第一季的第十名优秀，这很正常。音乐不以年为增长刻度，它更像“树”，六七年才能成长一代音乐人，如果你想像割麦子韭菜一样去割树，那肯定是不行的。

　　■ 微言

　　知识分子转型需有一颗“直心”

　　很多00后的年轻人可能不会唱《白衣飘飘的年代》，但都看过《奇葩说》；很多00后的年轻人可能也不会想到，如今一把折扇指点江山的油腻矮大紧，还曾经写下过那么多白衣胜雪的文字和音乐。不论怎样，你不得不承认，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的互联网时代，高晓松无疑是知识分子转型的成功者。

　　其实如高晓松一样，许多知识分子都在前互联网时代完成了“惑人声名（李宗盛语）”的原始积累，也收获了相当数量的拥趸。然而，成功如高晓松者却并不多。

　　随着互联网大潮一波波的内容刷新和业态更替，许多曾耀眼的知识分子如今都已前赴后继，渐渐消失在公众的诗和远方的视线里。应该说，在一个流量至上的场域，知识分子甫一进入，基本都能够受到媒体闪光灯的照耀和粉丝们一呼百应的顶礼，这是前互联网时代的余威尚在。当年刚刚进驻微博的高晓松也有同样的待遇。可是，如果不能完成转型，这些余威便不足以支撑知识分子在互联网时代继续走下去，甚至成为前行的负担。

　　所谓转型，即是转弯。传播方式在转弯，言说方式也要转弯，内容还要转弯……甚至，形象也要转弯。互联网是平的，众目睽睽，任何缺陷乃至缺点都一目了然。与其藏着掖着，倒不如索性自黑——高晓松把“矮大紧”注册成节目即是此谓；潮流不可逆，上善若水，过不去的地方咱就绕着走，一味死磕不免曲高和寡，到民众中去才能影响时代——高晓松把读书包装成各种流量即是此谓。也许，这就是高晓松成功的一点人生经验。

　　不过，不管怎样转弯，知识分子都须有一颗“直心”。直心是道场，直心才有道场。不然无论多么成功，都还是商场。

　　什么是知识分子的道场？传播知识、传递价值、传承精神，影响时代、改变时代、引领时代。或许，只有抛弃虚假、撕掉伪装的直心，才能肩负起传道解惑的使命，不负知识分子头上的光环。

　　□赵清源（媒体人）

　　■ 问答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高晓松：心里多年的积水基本被阳光蒸干了。

　　●新京报：这十五年，你经历最美好的事情和最遗憾的事是什么？

　　高晓松：最美好的事情是始终能跟上时代。最遗憾的是太紧跟时代了。

　　●新京报：未来，你对自己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高晓松：不再被时代诱惑。

　　●新京报：未来，你对中国社会有怎样的期待？

　　高晓松：与世界融合。

　　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刘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