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一个工农兵学员的求学历程

　　改革开放40年——1978：让现实告诉未来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不可能去大学教书，并读了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不可能出国留学。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一个人一生的发展，固然与个人的努力有关，但是大环境的变迁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我自己在“文革”时期当了工农兵大学生，主要是环境所提供的条件。改革开放后去上研究生，也是如此。

　　或许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被历史推着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可以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只能在既有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不能随心所欲。我们上大学、读研究生、参加工作，成功与否也都是各种条件制约的结果。

　　那么，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这个大环境，为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提供了哪些机会呢？先从工农兵学员谈起。

　　稀里糊涂以工农兵学员身份上了南开

　　工农兵学员，这个名字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都比较陌生。简单说来，他们是在1966年大学停止招生四年之后，国家试图恢复招生的一个尝试。1970年先从北大、清华试点，后来其他高校也开始相继招生。据说，从1970年到1976年全国共招生94万人。因为他们从工农兵中直接推荐选拔上来，故被称作“工农兵学员”，或者“工农兵大学生”，并负有“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责任。

　　这些人基本没有经过考试，只要有初中程度，在工厂、农村、军队里呆过两年以上，经过单位推荐（条件是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且工作优秀），领导批准，学校接受，就可以上学。这是大环境。

　　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就是跟着这样的大环境走的。1970年时，“文革”初期阶段结束，好多人上山下乡了。河北电力建设公司在我老家山西省平定县招工，我则从平定中学被招去当了洋灰工（工地在我县娘子关热电厂，总公司在石家庄）。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上初中二年级，之后停课四年，把初三和高中都给耽误了。南开大学1971年试招生，1972年正式招生，我就稀里糊涂地上了南开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当时的我已经在河北邢台小康庄热电厂工地工作了很久。

　　之所以说是稀里糊涂，是因为我本人没有后门可走，父母都是农民，父亲在我上中学前就去世了。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是稀里糊涂。我在听说大学要开始招生时，就已经蠢蠢欲动，打听需要什么条件，如何才能符合条件等。所以一说报名，我二话不说就报了。

　　有些人听说我们单位（当时有四千多职工）只有一个名额，认为可能性不大，所以连名也不报。这就更没有机会了。关键还是我们洋灰工小组的师傅们以及土建大队的王兴业大队长对此非常支持。当然，这还是离不开大环境所给的条件。

　　考到大学当英语老师

　　上学期间老师们都非常敬业。谷启楠、李久明老师先后教我们英语精读课，我们每一个人的语音、语调、语法问题都被他们极其认真地纠正过。翻译课的钱建业老师为我们批改的作业满纸都是红墨水，中文系的宋玉柱老师批改作文也是字字不落。

　　我的英文和中文在他们的教导下，都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当然那时有那时的问题，比如学工、学农、学军也占去了不少时间。不过，我们多数人还是在认认真真地学习的。

　　三年半之后的1975年，我毕业了。当时对工农兵学员的政策是“社来社去”：从工厂来的回工厂，军队来的回军队，但从农村来的还是给分配了工作。有的同学分到了北京与天津的不同政府部门，也有的同学分到了出版社。我们原来从工厂来的多数又回到了工厂。我则回到了石家庄，在电建子弟学校教中学英语。

　　1978年改革开放，大学开始招生，我开始准备考研究生。当时考了两个学校——天津外院和北京外贸，都没有成功，于是，在1980年河北师大招聘老师的时候，我通过考试去了河北师大外语系当英文老师。我和另外两位老师各教一个班的精读课，大家你追我赶，兢兢业业，虽然辛苦却乐此不疲。

　　我每天骑车上下班，和同事与学生的关系都非常融洽，课余时间教夜大，在电厂也兼职教过英语。刚到师大那几年挣的还是电建的工资，每月38块7毛4，兼职补贴家用，正式工作也不耽误。

　　但是，工农兵学员的身份毕竟是个问题。在大学里，工作量重，升讲师的机会几乎没有。于是，我们几位工农兵学员出身的老师都要求学校允许我们考研究生。系里领导拗不过我们，我就在1984年考上了华东师大外语系的英文硕士班，带职去上学，讲定毕业后还回来工作。

　　结果，两年后回了河北师大，并又用一年的时间于1987年将硕士论文写好并通过答辩。这一切，没有改革开放大环境的允许自然是不可能的。

　　改革开放推着我一步步走向功成名就

　　那时拜改革开放所赐，出国留学的机会也逐渐多了起来。我本来觉得在大学教书已经很好了，不想动。但想到未来的发展，觉得还是读个博士学位会更好一些。

　　于是，我便于1988年自费公派去了纽约市立大学读英语博士，一年后转读社会学博士，我太太和孩子也到了纽约陪读。其间的辛苦不言而喻。太太打工，小孩上学，为了交学费和补贴家用，我每学期要教三、四门课，在纽约市立大学的几所学院之间奔波，同时还要修自己的四门社会学专业课。

　　纽约很大，从家里到工作或学习的地点通常要一个半小时。那时候，我常常睡眠不足，有时候坐地铁会坐过站，晚上上课有时也会打瞌睡。所幸终于在1995年毕业，1996年在南加州惠特尔大学找到助理教授的工作。

　　2002年，我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做了一年的富布莱特学者，2003年就直接转到澳门大学教书。一来离内地很近，便于自己的中国问题研究；二来待遇也好。所以就在澳门大学呆了下来，直到2017年退休。

　　澳门大学为我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条件。其间我组织召开了几个大型国际研讨会，出了十几本书，写了几十篇关于两岸四地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文章。而且一到澳大就担任了行政工作，从中国研究课程主任到社会学系主任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等。

　　这就又让我们想到了大环境的影响问题。如果没有“文革”，我不会去当工农兵学员学英语（我在初中时的理想是学法律或新闻）。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不可能去大学教书，并读了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不可能出国留学。如果没有澳门大学那么好的研究条件，我也不可能在学术方面做出自己比较满意的成就。

　　环境的确造就了人，尽管人也需要自己的努力。所以，如果要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让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发展，首先我们需要努力让大环境变得可以让人们能够自由发展。这或许是我们今后仍应奋斗的目标。

　　□郝志东（澳门大学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