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资参与央企混改投资超1.1万亿

　　纾困民企进行时

　　近期，民营企业发展受到各方关注，相关的政策利好正在有序地推进之中。万亿减负计划、千亿纾困基金、多地驰援民企政策集中落地，缓解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困难成为当前的紧要任务。多管齐下促进民企发展，民营企业发展迎来新机遇。为了记录这一特殊时期，新京报特别推出“纾困民企进行时”系列专题报道，聚焦民企发展中的问题，关注民企难题的化解之道。

　　11月14日，国资委举行通气会，通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情况。据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委员翁杰明介绍，2013-2017年，民营资本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中央企业混改，投资金额超过1.1万亿元。

　　超2000户央企“压减”法人的控股权转给非国有资本

　　翁杰明表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推动双向混合，促进各类资本共同发展。国有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实施双向混合，既大胆“引进来”，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国企改革，也积极“走出去”，支持帮助非公企业发展。2013-2017年，民营资本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中央企业混改，投资金额超过1.1万亿元，省级国有企业引入非公有资本也超过5000亿元。

　　同期，国有企业积极投资入股非国有企业，其中省级国有企业投资参股非公有企业金额超过6000亿元。中央企业“压减”减少的11650户法人中，超过2000户的控股权转让给了非国有资本。例如，中国宝武所属的宝钢气体，虽然连续多年净资产收益率在10%以上，盈利状况良好，但由于不符合主业发展方向，也将控股权转让给了非国有资本。

　　国有企业与民营资本的合作方式有多种，包括改制上市、股权转让、增资扩股、合资新设、市场化重组以及基金投资等。例如，国投旗下国投高新以基金等方式投资了一批引领产业发展的民营企业，支持了1800多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创造专利超过万项，吸纳就业30万人。

　　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丽莎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双向”的含义在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同时有利于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实现共同发展。在民营资本入股国企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保值增值的目的是在市场竞争中实现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对于一些竞争性业务，已经有部分国企实现民营控股。

　　民企参与国企，既有通过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入股的，也有通过非上市公司产权交易市场入股。周丽莎提出，目前上市公司中既有国有资本，也有民营资本，资本市场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力作用，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平台之一。资本市场发展好了，不仅有利于混改，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

　　混改试点下一步要加大力度引入民营资本

　　“下一步国资委将深化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用好用足配套政策，加大力度引入民营资本。”翁杰明在通气会上表示，针对企业的不同层级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点引导在子公司层面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统筹规划，避免企业内部层层股权多元化加大管理难度。

　　另外，要引入更多非公有资本参与重点领域改革，提高重点领域开放力度，向非公有资本有序扩大开放的领域和范围，增加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增加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数量，选取更多重点领域企业开展混改，深度挖掘制度性经验，形成更多典型案例，有效促进以点带面。扩大试点企业规模，选取一批层级更高、规模更大的重点领域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试点，使得改革力度更大，效果更明显，影响更深远。落实容错纠错机制，切实保护各类所有制的合法产权，科学依规进行资产定价。

　　此前11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为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混改释放更大空间。措施包括：尽快启动第四批混改试点，持续释放试点示范效应；重点在充分竞争的行业和领域，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通过企业股权结构优化，促进企业治理结构优化，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周丽莎表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和民企在不同的产业链布局。当今的国际市场，已由单个企业竞争转向整个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竞争，应形成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赢格局，更多地从产业布局和规模考虑其区别。

　　周丽莎认为，国企多处产业链上游，在基础产业、重型制造业等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国企多数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大企业，发挥产业价值链条的带动作用，通过提供平台，整合资源，创新商业模式，促进产业的快速发展。民企主要分布在服务业、制造业等一般竞争性领域，提供制造业产品特别是最终消费品，为国企的改革发展提供有效的竞争环境、市场需求和分工协作。通过国企与民企两者的相互补充发展，拓展了双方可持续增长的利润空间，也实现国有经济整体的协调发展。

　　混改实例

　　民企股东进入联通董事会有话语权

　　民营企业参与混改，与国有企业的“混合”，最主要的是获得决策权和经营权，而不仅仅是作为财务投资者的分配权。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民营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会经营、有活力，混改要起到作用，就需要民营企业进入到国企的决策和经营中，这就要求董事会发挥作用，让民营企业通过董事来参与。”

　　以中国联通混改为例。中国联通是首家集团层面整体进行混改试点的中央企业，其引入了14家战略投资者，认购90亿股联通A股股份，其中，中国人寿占股10.22%，腾讯占股5.18%，百度占股3.30%，京东占股2.36%，阿里占股2.0%。混改后，联通集团占股约36.67%，新引入战略投资者占股35.19%。

　　据中国联通总会计师朱可炳介绍，中国联通混改后的新一届董事会由13人组成：非独立董事8人（中国联通派出3人，战略合作伙伴派出5人），独立董事5人。为了让引入的战略投资者有决策权、发言权，中国联通成立了发展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审计等专门委员会，战略投资者董事在公司的发展战略、体制改革、业务合作等重大事项上可以提出意见。朱可炳表示，目前的股权结构有效避免了一股独大，实现了不同资本的相互融合和股权的有效制衡。董事来源的多元化使得董事会的视角和思维可以多元化，与原来单纯的国有通讯企业的模式不一样。

　　民营战略投资者的参与使得中国联通的业务方面形成协同效应。朱可炳介绍，公众消费市场起步初期的月收入只有1亿，现在达到约31亿，通过互联网化的合作和转型，中国联通新增了8500万的用户。

　　民营企业让深创投的激励机制更多元化

　　李锦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混改的另一方面的作用，在于改进国企的激励机制。目前实施混改的国企中已经有很多企业采取了员工持股的模式，除此之外，还可以采取股权激励、股权分红等方式，这些激励方式在民营企业很常见，更加灵活且多元化。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深创投”）在设立之初就没有采取完全国有出资的形式，而是通过市财政出资5亿元，并引导其他七家股份制公司为主的机构投资人出资2亿元成立。此后，又引入民营股东，2001年首次引入民营股东，国有股东合计持股比例降至70%以下；2010年再次引入3家民营股东。目前深圳市国资委直接持有及间接控制的股权比例为51.67%，民营股东持股比例约为25%。深创投副总裁李守宇表示，这样的股权结构设计，增强了公司内部经营决策的活力。

　　李守宇还表示，民营企业的参与对于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也带来很大的促进，提供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参考。深创投采取收益分成模式，给予投资团队项目激励与全员绩效奖励，实施员工强制跟投、项目亏损罚金等约束机制；在长效激励机制方面，公司约定在销售额及净利润达成当年目标的情况下，允许公司在董事会批准后根据净利润的一定比例计提长

　　国有企业混改“成绩单”

　　大多数国企已在资本层面实现混合，截至2017年底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户数占比达到69%，省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户数占比56%。

　　2017年底中央企业所有者权益总额17.62万亿，其中引入社会资本形成的少数股东权益5.87万亿，占比33%；省级国有企业所有者权益17.7万亿，其中少数股东权益超过4.7万亿，占比26.6%。

　　建筑、房地产、制造、通信、批发零售等5个行业混改户数占比分别达到了87%、80%、75%、74%和72%。

　　2013—2017年，民营资本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中央企业混改，投资金额超过1.1万亿元，省级国有企业引入非公有资本也超过5000亿元。

　　国有企业积极投资入股非国有企业，中央企业“压减”减少的11650户法人中，超过2000户的控股权转让给了非国有资本。

　　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