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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第一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8年11月15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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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同一地块退耕还林后,山坡已经种上树,只留部分台地作为农民自耕地。吴宗凯 摄
1984年,吴起县铁边城镇三古窑银盘山,退耕还林前,山上平缓台地、山坡都开垦成农田,山上光秃秃,黄土裸露。梁一鸣 摄
2008年,退耕还林后,南沟村同一地块,山上已经草木茂盛。
吴宗凯 摄
2001年,退耕还林前,南沟村山上树木稀少。图为造林前,山上挖满了鱼鳞坑。吴宗凯 摄
新京报记者 陈景收 翻拍

  深秋时节,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的山岭沟峁间树木大多已经落光了叶子,只有松柏的深绿点缀其中。但依然可以看到远近山岭草木层叠。“如果到了夏天,就可以看到满目青山了。”吴起县一名干部说。

  20年前,这里是另一幅景象。那时候,山坡上都被开垦成耕地,成群的羊群在山上散牧,几乎看不到一片绿色的植被。一下大雨,就会发生水土流失。陕北信天游中“开一片片荒地脱一层皮,下一场场大雨流一回泥,累死累活饿肚皮”是当时吴起县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98年,吴起县开始实施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政策,比国家实施退耕还林试点还早一年,被誉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

  20年来,全县累计退耕还林243.79万亩,林草覆盖率从1997年的19.2%提高到目前的72.9%;同期,农民的人均收入也从812元增长到12022元。吴起县退耕还林工作验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道路。

  从传统农耕到外出打工

  11月3日下午六点多,天已经黑了,南沟村村民高玉东才回到家里吃上晚饭。现在,他是一名泥瓦工,在吴起县到处打工。“哪里有人盖房就去哪,没活儿干就歇着,不固定。”高玉东说,今年他已经累计做了100多天,赚了3万多块钱。

  高玉东是从1999年开始成为泥瓦工的。此前,他是地地道道的陕北庄稼汉,家里有72亩耕地,分散在不同的山头,最远的距离家里2.5公里,山路难走,走一趟得将近四五十分钟。到了秋收季节,山上打好的粮食要用人工和驴一袋袋往山下背。“一天得来回十几趟。”

  那时候,高玉东和妻子每天都是早晨摸黑到地里干活,到了晚上再摸黑回来,“把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中午只能带点干粮对付。

  高玉东还养了20多只羊,经常还要赶羊上山吃草。退耕还林前,山上草很少,要让羊儿吃饱,高玉东也是得早早出去,到了晚上回来。

  到了11月底,庄稼收完了,还得上山备柴火,山上光秃秃的,找柴火也不容易。“几乎一年到头都在山上,根本没精力打工。”

  当时,整个吴起县的农民基本上都处于这种状态。数据显示,到1997年底,吴起全县虽只有11.8万人,但农作物种植面积却高达185万亩,人均拥有15.7亩耕地。而同一时期,全国人均耕地面积才1.56亩。

  1998年下半年,吴起县开始了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比国家正式开始试点早一年。

  人垦畜踏破坏生态

  之所以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是因为吴起主政者意识到,吴起县生态环境已经到了不得不治理的时候了。

  由于大面积开垦和散牧羊群,吴起县的生态环境持续遭到破坏。数据显示,1997年,吴起全县林草覆盖率仅19.2%。吴起县成了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到1997年底,全县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97.4%。

  退耕还林之前,吴起县也是年年造林。但年年造林不见林。吴起县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齐举一告诉记者,以前因为种苗不足等原因,造林都是用山桃、山杏种子进行植播,“树苗刚长出来就被羊吃了。”在当地,羊的四个蹄子和嘴巴被称为“四把铲,一把刀”,可见其对植被的杀伤力。

  “每次下大雨,处于低处的县城经常被淹。那时候发大水都是泥浆,大水过后,地上都是淤泥。”齐举一回忆道。

  那时候,吴起县每年平均要刮19次5级以上的大风。在很多人的记忆中,每次刮大风就会带来黄沙,“天一下暗了的感觉。”

  由于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吴起县被联合国农粮组织专家认为,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1998年9月,吴起县委做出了实施“封山退耕、植树种草、舍饲养羊、林牧主导、强农富民”的逆向开发决策,在全国率先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

  举全县之力

  刚开始搞封山禁牧、退耕还林的时候,高玉东心存顾虑。按照规定,有平地的家庭人均留2亩,没有平地的,人均留4亩坡地。

  在他看来,以前家里种那么多地,一年下来,打的粮食也才够一家6口人和牲畜吃,现在一下减掉了58亩,只留下14亩,那以后吃啥?

  而且,当时的政策是,农民可以养羊,但是必须圈养。这意味着很多农民要告别养羊生涯,在他们看来就是,“地也不让种了,羊也不让养了”。

  “干部就跟我们说,现在种那么多地,收成又不好,以后少种一点,肥料集中使用,产量就会提高。人还可以不用那么累,还可以出去打工。”高玉东说。

  “当时吴起县领导的思路是转变老百姓传统的农耕方式。通过集约种植,提高产量,解决吃饭问题;通过提倡退耕地种草搞舍饲养羊,解决赚钱问题。”时任吴起县林业局副局长吴宗凯说。

  这一思路是受到了两个启示。其中一个是,吴起县域内的马崾岘流域从1984年起,就开始实行封山育林、种草养畜,到1997年,这里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47.7%。

  另一个是,吴起县杨庙台村村民许志洲1996年开始圈养小尾寒羊。与土山羊相比,小尾寒羊繁殖快,一年能下3-4个羊羔。而土羊一年也就能下1个羊羔。在价格上,一只小尾寒羊能卖500-1200元,是土羊的10多倍。

  但是,那时候很多农民心里是有疑虑的。高玉东记得,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几乎天天都在村里抓封山禁牧、退耕还林工作。有的养羊户偷偷在晚上散牧,被抓后有的被罚了两三百元。

  “那时候老百姓很穷,有时候处罚也很不忍心,但是不处罚不行,封山禁牧就搞不下去了。”齐举一说,最后,一些干部干脆就住在羊圈门口守着,“一般不出三天,养羊户就自己把羊卖了。”

  吴起县推行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是举全县之力。“各个部门都要抽调人手,包村包户。包括县委书记、县长也常常在村里跟农民开会。”齐举一回忆道。

  高玉东是比较早被干部们说通的。1998年年底,吴起县退耕面积达到155.5万亩。

  因为禁牧,高玉东把原来的土山羊也卖了。“农活一下减少了一大半,就想着出去找点活儿干,便学了泥瓦工。”高玉东说,以前外出打工的人很少,大家的观念里还是,山上那么多地总得有人去种。

  “上山一对牛,回来老婆娃娃热炕头,好出门不如赖在家。这是以前吴起农民普遍的心态。”南沟村原村支书阎志雄说,退耕还林后,家家户户开始适应打工,现在村里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在外面打工。

  以粮代赈

  高玉东把地退了,把羊卖了,才发现出去做泥瓦工,也没那么容易。活儿不多,一年只能做一个多月,一天才30元,一年下来也就1000来块钱收入。“一开始,国家没有把粮食补下来,心里其实也没底。”

  心里没底的农民不在少数。很多人根本不相信有人可以改变他们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习惯,在他们看来,封山禁牧、退耕还林简直是胡闹,可能两三年就搞不下去了。

  齐举一记得,1998、1999年那会儿,大家还是观望心态。有的养羊户其实没卖羊,而是把羊送到周边县亲戚家中,等待有一天能再接回来继续散牧;有的农民虽然表面在造林,实际上故意把树倒着栽,希望树活不了,以后就可以继续耕作。“1999年那年造林效果很不好,只能算是大致划出界线,表明那里是退耕地。”

  1999年8月,国务院提出“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措施。“当时只提以粮代赈,但具体怎么补,补多少粮,还不明确。”齐举一回忆道。

  很多农民依然持怀疑态度。“那时候,我也在想,退耕地那么多,国家哪有那么多粮食补给农民。”高玉东一开始也不太相信。

  “当时有70多岁的老人跟我说,他活了这么久,只见过农民每年给国家交粮纳税,从没听过国家每年给百姓发粮的。现在退那么多地,以后没有粮食,树能吃吗?”阎志雄说,当年他才34岁,被老人这么一说,他心里曾经感到不踏实。

  直到2000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黄河中上游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贴粮食200斤,另外每亩每年还有20元管理费,连续补贴8年。

  同年,吴起县开始给1999年退耕的农民兑现粮食。“兑现粮食是要验收造林成果的。那些消极的农民通不过验收,兑现不了粮食,个个都后悔了。”齐举一告诉记者,到2004年左右,全县155.5万亩退耕地基本上已经完成造林。

  高玉东如期拿到了粮食补贴。当时,他庆幸,自己前一年好好种树,通过了验收。他算了一下,当时他退了58亩耕地,其中36亩纳入国家计划,可以领到7200斤粮食。之前,他种了72亩,累死累活不说,还得看天吃饭,年景好的时候,一亩也才能打100斤粮食。“那时候就觉得,退耕还林好嘛,不用那么累,还有那么多粮食吃。”

  退耕还林的实惠

  按照国家政策,从2004年起,每年每亩200斤粮食补贴改成140元现金。第一轮补贴8年结束后,2007年,国务院又出台政策,把补贴再多延续8年,每年每亩70元,给农民更多补偿。

  如今,高玉东两轮钱粮补贴已经结束。他认为,退耕还林对农民来说,还是实惠。他说,早些年,正是因为有国家钱粮补助,他才能安安心心出去打工赚钱。

  目前,吴起县正在进行林分结构调整,在原来的灌木林中种植油松、刺槐等乔木,调整成乔灌混合,不少人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育树苗子。高玉东只留了2亩地种点玉米,其余12亩耕地出租给别人育油松苗子,“一亩租金500元,一年有6000元收入。”

  地少了,高玉东的日子过得比原来轻松多了,每年出去打工3个多月,其余时间大多在家里。儿子已经成家了,他没事就和老伴儿照看照看孙女。

  吴起县退耕造林2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了72.9%,水土流失的情况也减少了。

  今年3月份,南沟村成立了秦风水韵旅游公司,将村子开发成生态度假村。现在已经建成了休闲廊亭、水上乐园、荷花池等休闲项目。高玉东的家就在水上乐园边上,从这里出发,走一个小斜坡就能到达。他家住的是传统的陕北窑洞,外面带一个宽敞的院子。

  “我家位置好,就想着开个农家乐,赚钱轻松点。”高玉东说,八九月间是旅游旺季,他一个半月就纯赚了1万多元。

  退耕还林后,山上的耕地少了,林草多了,也给养羊带来了便利。许志洲说,现在他都不用种草,扫扫屋前屋后的树叶,再到附近割点草就可以养羊,不用再到处散牧还担心羊吃不饱。

  吴起县退耕办主任刘生亮说,20年来,吴起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812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12022元。农民们担心的没粮食吃的情况不但没有出现,人均收入还逐步提高。绿水青山正在成为农民的“金山银山”。

  改革亲历

  吴宗凯 55岁,吴起县林业局原局长

  吴起县刚开始搞退耕还林是在1998年,当时我是林业局副局长,后来我还当了林业外援办主任、退耕办主任、林业局局长,亲身经历了整个退耕还林过程。

  我记得,我们从1997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为退耕还林做调研了。当时,林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一起把基础数据调查出来,比如全县多少林地、羊的破坏程度如何等。

  经过调研,我们发现,当时制约老百姓收入主要是广种薄收。农民一年到头很辛苦,收入却很低。当时全县只有20%的养羊户养羊,但是他们却把全县的自然资源破坏了。

  1998年下半年,县委开会决定开始实施封山禁牧,退耕还林。当时遇到的阻力还是蛮大的。首先是农民反对。我记得当时有个养羊户,对着电视台的镜头说,“羊不让放了,地不让种了,这不是要了我老汉的命”,然后就说要上吊,要喝农药。当然,最后没有真的发生。

  其实,当时更大的压力是,延安市也有主要领导反对。那时候,延安市提出要大力发展畜牧业。整个吴起县,乃至延安市,畜牧业都是被当做主导产业,是农业中最有增长潜力的。

  吴起县提出封山禁牧,要求老百姓舍饲养羊,当时是提倡养小尾寒羊。但实际上很多养羊户不适应,都把羊卖了。在统计上,畜牧业一下就下降很多,整个农业产值受到影响。

  因此,吴起县实际上就是另辟蹊径,没有服从上级的产业安排。如果不是1999年国务院正式开始退耕还林试点,吴起县的退耕还林很可能推行不下去。

  当时,吴起县有164个行政村,我们故意留了10个行政村不搞退耕还林这一套,羊随便放,地随便种,就是想看看效果。结果,2000年,国家兑现粮食时,10个村的村民坐不住了。他们看到隔壁村的村民领了粮食,他们没有,眼红了,就主动要求也搞退耕还林。

  老百姓从粮站把粮食领回去后,发现比他之前种三年还多,造林的积极性一下子调动起来了。那时候国家、省、市检查非常严格,老百姓晚上点上马灯,还在山上造林。因为苗木有限,有些乡镇还争抢树苗子。

  2002年5月,吴起县成立了退耕办,我是2003年5月当上退耕办主任。当时我的任务是造林规划设计和验收。我的想法是,必须通过强有力的验收来倒逼乡镇干部、村干部按要求造林。

  那时候虽然大家积极性普遍高涨,但还是难免有些干部不太尽责,有些农民也存在侥幸心理,觉得造林面积那么大,我们验收不过来,就会偷懒。所以也存在乡镇上报造林面积比实际小的情况。

  退耕办是事业单位,但是我到乡镇验收时,也不讲情面。有一次,我带了30个小伙子到某乡镇搞验收,当时的镇书记给我做了两锅羊肉。但我不准我的职工吃,吃人家东西肯定做不到公正。我的原则是我不吃你的,不喝你的,你拦不住我。

  当时,有两个乡镇书记是我的同班同学,关系非常好,自查的面积和我验收的面积差很远。结果,我考核的时候,一个得了倒数第一,另一个排名也是在中下游。我认为,吴起县退耕还林能搞得好,跟这种强有力的验收是分不开的。

  改革物语

  中共吴旗县委文件(吴起县旧称吴旗县)

  1998年9月,吴起县委做出了实施“封山退耕、植树种草、舍饲养羊、林牧主导、强农富民”的逆向开发决策,在全国率先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图为最初文件。

  改革辞典

  退耕还林工程

  退耕还林工程,是我国在20世纪末实施的一项以恢复植被、保持水土、改善环境为主要目标的生态建设工程。其综合措施是“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1999年,国务院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先行试点,并于2002年正式全面启动。据退耕还林网数据,到去年6月,全国退耕还林(草)近2亿亩,匹配荒山造林和封山育林3亿亩。

  新京报记者 陈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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