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万年的历史，如何预示人类未来？

　　传统历史的写作多是由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构成，中外皆是如此。历史记录者似乎都是对人民群众“冷血”的人，对小人物的悲欢离合鲜有兴趣。他们不记，后来的研究者们只好束手无策。

　　相比于历史学家，虽然考古学工作者对帝王将相的遗产也是来者不拒，但大多数时候，让考古学家疲于奔命的还是小人物。毕竟，上开天眼，下海入地，到底厚厚的历史风尘之中藏着些什么，没人说得准。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英雄豪杰不过是矜持的寥寥孤岛，哪那么容易便被接近？从概率上来看，还是前者更容易“挤”进考古学家的视野。

　　我想在最初，考古工作者也是想拒绝的吧，毕竟破砖烂瓦、残陶碎骨，章法难成。但是，材料越积越多，“大数据”的“拼图游戏”却能在传统史家的主观选择之外，展示出新的风景。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的新书《第五次开始》，或许正是众多风景中耀眼的一束光芒。

　　前四次“开始”，人类走了600万年

　　布罗代尔曾将历史时间分为三种，其中“长时段的历史”是第一层次，它以世纪作为基本度量单位。相比于布罗代尔所提出的历史时间，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关于人类历史600万年的回顾，大约算得上是“超长时段”的观察。600万年的时间尺度，让凯利教授有机会从更宏观的视角出发，描绘我们虽身处其中，却难以洞察的潮流。

　　“时间开始了”，“开始”意在强调变化，它是发生变化的节点，是故事表面的楔子。紧随楔子之后，作者更加在意的是引起变化的要素和变化带来的影响。从物质层面来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对地球的掠夺利用演进史。从几百万年前人类出现开始直到现在，人类的一切努力就在于创造和建立规则，让地球上的一切为我所用。

　　或许正因如此，以技术为核心的“第一次开始”至关重要。关于这次开始，罗伯特·凯利的一句总结发人深省：“人属在进化竞争中战胜了其他古人类种属。但是，人属也增加了自身的竞争风险。收益则是成为全新的种属。”世事皆变，难道猩猩就从来不变？也在变，但从最粗陋的石器开始，人类的变和其他物种拉开了速度。“变”的区别便在于技术的加持，让起跑线时的匀速变成了加速。技术演进的大幕一旦拉开便无可遏制，且加速度日渐提升。

　　用另一位凯利（《失控》的作者凯文·凯利）的话来说，进化的代价就是失控。但其实，技术从一开始就有反噬：石器的使用让人放弃了四脚着地的稳健爬行。从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看，这当然算是进化，是好事。但若换成当事人的视角，这未必不是困惑：我不再四脚爬行了，我还是我自己吗？“我是谁”这个终极问题，从它诞生开始便与人类如影随形。技术每一次重大的发展，这个问题便会以不同的形式重提。时至今日，渺小的人类仍然困惑，每一次改变都让自己不像自己。适应与生存，令人不得不在技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最初的疑问，在几百万年之前已经埋下伏笔。

　　与第一次开始相比，以文化为核心的“第二次开始”既是安慰剂，也是加速器。向外扩张，是以技术适应世界；向内探究，是用文化发掘心灵。既然在技术层面上不得不变，那么，便只能在自己小小的身体里寻求故土。从物质的角度出发，以地球为载体的世界是唯一的，而用文化来观看——从层累的岩画和千奇百怪的陶器纹饰来看，以精神为载体的世界开始了几何级数的增殖——每一个人都有一重空间，大大小小的群体亦有空间，同一个世界展开了层层嵌套的幻影。

　　着眼于人类整体，凯利认为文化的共享至关重要，因为“文化是合作关系的利器”。沉寂于脑海的思维只能是孤独的期盼，而分享才能获得认同的喜悦。正因如此，符号的产生至关重要。也正是因为符号的产生，“似懂非懂”的考古工作者在掘地三尺之后，才有了建立心灵时空隧道的可能。

　　凯利认为，以农业为核心的“第三次开始”，为人类带来的实质变化可以与技术、文化等量齐观。从群体的意义上讲，“技术”为人类的空间以及空间内所含资源的开发提供了规范与效率，“文化”为群体沟通提供了规则，农业则以相对稳定的产出，为人类赢得了时间的规则。农业是如何产生的，至今仍有不休的争论，但它为人类带来的变化却显而易见。狩猎采集经济看似自由，却极为动荡，人的觅食活动几乎完全仰赖于区域资源。但是，农业的逐渐发生，让人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人们可以利用自然规律，通过劳动，循环往复获得更稳定的食物来源。这让人类空间和时间利用上都更趋于稳定。规律的时间准则，让人无论在技术、文化还是经济上的开发，都更趋于精细。时空的稳定，看似缚住了自由猎人的手脚，让他们无法再闲云野鹤、疾驰如飞，但却是水滴石穿的首要条件，它为渺小的人类更迅猛的进步、创造更大的价值铺就了基石。诚如凯利所总结的，“随着农业出现，变化来得更快，更剧烈。最近10000年，特别是5000年来，发生了远多于过去600万年的变化……这是国家的时代。”

　　紧跟在农业之后，约公元前3000年之后，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国家”崛起，宣告了人类的“第四次开始”。与前三次变革不同，“国家”的要义在于组织，在于人类如何由个体凝聚为群体，进而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奇迹。在众多史书之中，帝国元首的故事仿佛常人，但若走出书斋，置身田野，看一看千百年前，仅靠人力便已落成的金字塔、巨石阵、长城、罗马大剧场，方能感受国家建立的伟大和帝国元首的权势。

　　雄伟的人造物以或方正、或浑圆的姿态，宣告着它们与自然之物的不同，也以它们的物质形态，隐喻着组织的要义。组织，是人类为自己量身打造的规则。与技术、文化、农业不同，国家和组织似乎是更隐蔽的概念，它们无色、无味、无形，距离以靠物质证据说话的考古学家甚为遥远。但巨大的工程遗址，或许便是最好的镜像，也是最好的证明。这场看似发生于人类内部的裂变，却最终带来与地球更深刻的互动。

　　前四次开始，人类在与地球的互动中构建了空间、时间、沟通、组织的规则，从渺小的行为汇聚成宏大的潮流，我们只能看到岸上留下的点滴造物，却无法说出潮流中任何一颗水滴的名字。因为创造潮流的，原本便是籍籍无名的我们。

　　第五次开始，一场关乎未来的考试

　　在书的开头，凯利课堂上的一位老妇人说：“我的父亲，生而为奴。”这引发了凯利的感慨和思考。这位妇人和她的父亲两代人的生命，是时代潮流变迁的一部分。但自始至终，凯利也并未提及这位妇人的姓名。这更像是一种隐喻。从东非的峡谷到科罗拉多的崖壁、从尼罗河的平原到危地马拉的玛雅遗址，我们以今天的认知为这些发现定名，却无从知晓是谁创造了这些时空的桥梁。

　　考古学家经手的累累白骨，连缀成人类实现变迁、“脑海扩张”的线索，勾画出技术、文化、农业、国家铭刻在人身体上的痕迹，却无法重现这些小人物的悲欢——小人物用全部，勾画了属于人类整体的地图。开头无名妇人用平静语调叙述的惊心动魄，正指代着凯利此书埋伏的最大张力之所在——以平静的实物展开汹涌的潮流，以小人物的无言汇聚时代的呐喊，而这也正是考古学的核心魅力之所在。

　　未来究竟如何，难以预料。就算要写一本前瞻未来的书，凯利教授也还是要一再强调，未来学家会一再犯错。言下之意，还是希望读者要对他的“第五次开始”的预测给予一些宽宥。凯利明确地说，他不会断言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但他将描述潮流，指出应该的走向。

　　他猜测，在未来考古学家的眼中，始于公元1500年的欧洲殖民运动、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或许宣告了人类的“第五次开始”。我们已经经历了这场开始于500年前的加速变化——科技、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文化变化加速，全球人们的联系和交流日益紧密，但这“第五次开始”未来还会带来什么，我们大可开卷一览凯利教授的预测。不过值得剧透的是，一位从600万年历史中走来的智者，对未来保持了谨慎的乐观，这或许能让我们稍觉心安。

　　然而，对笔者而言，凯利教授对未来乐观的估计，仍令人焦虑。这份焦虑源自身份的相似与差别。同为考古工作者，中国考古人何时能像罗伯特·凯利一样，将视野置于世界？何时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发出来自东方的思考？凯利教授的书，虽然只是一本面向公众的科普著作。但力透纸背，字里行间透露着西方的百年学术积累。尽管近十年来，中国各考古单位已经开始启动多个项目，走出国门，尝试探究异域考古学文化，但与西方学者相比，我们仍任重道远。

　　另一份焦虑源自差别，也涉及“第五次开始”。面对同一场关乎未来的考试，优等生和落后生是否应当保持同样“谨慎的乐观”？凯利教授将1500年作为“第五次开始”的起点，透露着领先者的自信——无论我们是否承认，目前的全球化仍然是在西方文明的主导之下。既然如此，那么退缩回国家、民族的维度，这份来自西方的乐观是否有文明之别？它是属于西方人还是属于全人类的？抑或是文明竞争的胜利者？置身于长时段的历史，身若夏虫的我们，大概不必承受太遥远的冬天的寒冷或欣赏雪花的轻盈，但为了我们这些小人物对子孙后代的微渺情感，或许仍有必要为这份困惑尽到自己那一份慎重而坚决的努力。

　　□丁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