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托鲁奇与《末代皇帝》背后的故事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曾经说过自己：“由于没有学过导演理论，因而电影‘语法’的概念对我来说毫无意义。鉴于我的思考方式，我倾向于认为如果有语法的话，它也注定是要被违背的，因为电影语言就是因此而发展的。”

　　虽然没有经历过导演理论的系统熏陶，但贝托鲁奇天生擅长富有表现力的镜头运动，并且非常善于和摄影师共同捕捉光线的奥妙。在影片《末代皇帝》中，贝托鲁奇实现了风格和内容的完美融合。它是首部允许西方导演在古老的故宫内拍摄的影片，贝托鲁奇起初以为宏伟的皇宫跟制片厂搭的场景差不多，但当他在这个真实的外景地看到2500名作为临时演员的中国军人时，他甚至吓得躲进了拖车里靠大口喝烈性威士忌来“鼓励”自己，他曾恐慌地想着“我在干什么啊？我这是疯了吗？”

　　慈禧房间体现出奇幻感

　　贝托鲁奇回忆起拍摄《末代皇帝》时，幼年溥仪拜见慈禧时的情景，“我们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棚的水泥地面上搭建了这个场景。这是慈禧的房间，溥仪被父亲领到堂中鞠躬。实际上在紫禁城并不存在这种柱子上有各种龙和雕塑的房子。这是影片设计师的创造，整合了他在不同寺庙中找到的两三样东西。我想让这场戏具有奇幻感，我用广角镜拍摄，大概是12mm，布光花了不少时间，因为龙是盘绕在柱子上的。”

　　而在幼年溥仪登基后，有一个重要的表现主义镜头，贝托鲁奇的灵感这次来自于对家乡颜色情结的回忆。“门帘后面就是外面的世界，门帘是既保障光照又阻隔室外内容的唯一方式。因此摄影师把所有灯光都放在门外的院子里。黄色是太阳的颜色，所有的皇帝也都穿黄衣服。同样，黄色也是帝国的颜色，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故乡帕尔马的颜色。那是种非常温暖，黄中带红的颜色。当我发现帝国之黄跟我的家乡很像时，我大为惊喜。”

　　运动镜头令角色灵魂飞升

　　贝托鲁奇曾多次说自己对摄影机非常着迷：“摄影机在我的影片中总是很显眼，有时甚至太显眼了，我确实对摄影机，尤其是镜头着了迷。因此，是摄影机主宰了我的导演工作，因为它始终在动——我很清楚，我不能抵抗使摄影机动起来的欲望。我认为，这源自一种与人物有着亲昵关系的愿望，希望此后会使人物之间有亲昵关系。”

　　在贝托鲁奇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摄影机也运动得格外起劲，根本不像有些低调内敛的摄影师坚定地认为只有演员动镜头才能跟着动。比方说《末代皇帝》中溥仪跪在地上耳贴地面聆听紫禁城外的学生运动，镜头从溥仪上空略过，拉起直接冲着宫墙外伸去，但最终未能插翅而去，沿着一段屋脊横摇了一段后回到庭院，此时，摄影机似乎让溥仪的灵魂从肉身分离，像一个角色般想要去外面看一眼。

　　用光影魔术展示溥仪人生五个阶段

　　在《末代皇帝》中贝托鲁奇把溥仪的一生大体上分成了五个阶段：紫禁城中、天津租界、伪满洲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后在北京的花匠生活。前三个阶段是通过战犯改造期间的闪回来叙述的，影片通过两条平行的时间线索交织前进：一个从1950年溥仪坐牢开始，一个从1908年溥仪登基开始。导演贝托鲁奇和摄影师斯托拉罗为影片的两个时空设计了不容的光线形态：战犯管理所的光线设计以自然光为主，画面呈现冷色调；闪回的光线设计以戏剧布光为主，画面呈现暖色调。

　　贝托鲁奇和斯托拉罗让光线和溥仪的人生联系起来，他曾说：“中国的皇帝生活在特定的界限——城墙之内，总处在屋顶、阳伞的阴影下，所以我们为影片确立了一种半阴影的基调。光，对于总被遮蔽在阴影里的小皇帝溥仪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生理需要，而且意味着自由、解放。随着小皇帝的成长，他不断超越外界对他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光线处理上慢慢加入了自然光的成分。”

　　当父亲醇亲王跪在三岁的溥仪面前，这对溥仪来说相当震撼，他的自我意识第一次觉醒，此时，一束硬光从昏暗的宫殿外直射进来，将他笼罩；溥仪的儿时生活大多处在一种黄橙色的色调中，代表着家的感觉，此时光线很少直射进室内，就算在室外溥仪也是黄罗伞盖片刻不离身；庄士敦为他带来了新知和阳光，溥仪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明晃晃的庭院中，迎来了自己一生中最为光明的日子。然而当士兵出现在三大殿的汉白玉台基上时，天空乌云密布。同一场景中前后镜头的光线明显不能衔接，但摄影师斯托拉罗正是用这种环境光的差异来暗示人物命运的重大转折——一个小时之后，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此后的溥仪越来越迷失了自我，而天津的部分，阴影逐渐增多，直到伪满洲国的宫廷，阴影完全战胜了光明，色调也变成了紫色和靛青色。在他被改造的时候，光与影不再对立，而是趋于融合；当他出狱后，光线完全是一种自然的状态，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普通人的自由。

　　在太和殿只拍了一天

　　尽管《末代皇帝》是截至目前唯一一部获准进入故宫太和殿拍摄的西方电影，但任何设备都不能触碰地面。在贝托鲁奇的授意下，斯托拉罗用手提摄影机拍摄，从殿外打光。这也造就了电影中最经典的一幕——溥仪站在御座上向殿外望去，光线透过巨幅黄绸照亮了太和殿的“金砖”，溥仪跑出殿门，黄绸在他头顶扬起，他跳了一下没有摸到——皇权笼罩着他的一生，看似触手可及，但却一去不复返。

　　“慈禧死后，孩子被加冕为新皇帝。这是在紫禁城太和殿拍的。有关部门不希望我们在那里拍，因为建筑都是木质材料，很怕火。最终，我们得到许可可以使用斯坦尼康摄影机，只有一名摄影师操作。有关部门不希望我们把推车、摇臂或其他灯光带进去。我们在那儿只待了一会儿，这也是我们唯一一天在紫禁城最重要的宫殿内拍摄。其他的太和殿内景都是在摄影棚拍的。但如果我们那天没有去太和殿实拍，影片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末代皇帝》在当时的投资达2500万美元，这还不算中方提供的难以估价的帮助，这部电影也令贝托鲁奇辉煌绽放，影片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等九项奥斯卡大奖。

　　撰文：黄嘉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