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孙周兴：自然被人类技术化的限度何在？（2）

　　（上接B06版）

　　马克思是第一个清醒的技术哲学家

　　新京报：现代技术带来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变局，人类真正进入到马克思所谓“普遍交往”的过程中，但人似乎变得更孤独了。一方面是被技术无限放大的普遍交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是个体在虚拟空间中被平均化、同质化、格式化，人类有了另一种深重的孤独。你怎样看待这种技术性孤独？

　　孙周兴：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有两个前提，一是生产力高度发展，二是普遍交往。马克思之后，这两个前提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那么，我们正在走向马克思所想象的“共产主义”吗？我愿意说是的。在我看来，马克思是第一个清醒的技术哲学家，他的预判基于对当时刚刚兴起的技术工业的深刻认知。当然，马克思不可能想象原子弹，更不可能设想互联网和机器人，以及今天开始热议的生物技术（基因工程），但他早于尼采和海德格尔，看到了一个由现代技术支配的工业-资本社会体系的形成和进展，看到了自然人类文明的瓦解，也看到了未来文明的可能性样式。这是马克思的天才。

　　全球人类的普遍交往首先起于物质层面，即全球贸易和物流体系的建立；到20世纪下半叶，互联网把全人类带入电子网络之中，迅速完成了人际普遍交往的现实。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人际层面，马克思所说的“普遍交往”根本上都是一种同一化、同质化的过程。在物质层面上，自然物和人工物原本占据着自然人类的生活世界，但现在它们已经退场，千篇一律的机械复制的技术物占领了今天的生活世界；在人文层面上，自然人类的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快速消失，人类的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和生活方式日益趋同，被同一化和同质化。通过互联网技术，个人的交往可能性被无限放大，信息和意见交换变得极其便捷。但另一方面，一个被放大的个体却沦于一种技术性孤独，他与他人的实质性交流越来越少，只剩下了虚拟空间的形式交流。这种交流之所以令人担心，是因为它具有非自然性和非实质性，也可以说虚假性和非具身性。我认为这是自然人类被技术化的一个必然后果。

　　新京报：海德格尔认为，面对技术文明的危险局势，首先是要对技术文明的起源进行正本清源的批判。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技术哲学思考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关于“我是谁”的问题，斯蒂格勒给出了技术哲学的解释：“技术是人本身”。您怎么看？

　　孙周兴：在20世纪哲学中，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思考是最深刻的，我认为也是上路的，因为他把现代技术当作一个形而上学的现象来思考，认为现代技术的起源在于欧洲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也就是在近代欧洲出现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和对象化行动。我认为这种追根溯源的讨论是有意思的和正当的。

　　我对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没有研究，还没有机会深入阅读。根据我的有限了解，我认为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还是欧洲式的，基本想法是，技术对于人类来说是本质性的，技术的过度发展却是令人担忧的，所以他说技术既是毒药又是解药，需要发展一种“负熵”的经济。这些说法是靠谱的。

　　贝尔纳·斯蒂格勒是德里达的学生，因把“技术”问题从哲学的边缘推到核心位置而引起巨大关注。他认为，技术是哲学的最终问题，哲学可能是在技术里面的。他所言的“技术”概念涵义极广，泛指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身外之物”。在他的阐释中，技术与人类固有的“缺陷存在”和“代具性”相关，技术就是人本身，技术的当前状态，就是人的当前状态。

　　我们需要抵抗，但这不是一味反技术

　　新京报：您曾表述过这么一段关于人文科学的构想：人文科学需要创造性地想象一种新文明样式，它可能是后人类的，也可能是人机结合的，也可能是智能统治的。人文科学要想象一种“人文智能”的可能性。这种“人文智能”是怎样的一种样态？又该如何实现？

　　孙周兴：我的初步设想是，人文科学不能永远是文史哲，更不能永远是通史和经典，而要有自我更新和自我革命的力量，要对技术时代和技术现象有积极反应的能力，要有面向未来的创造力等等。我建议“智能人文”专业的本科生不但要学人文科学，而且要学人工智能方面的课程，可以设计为智能+人文各占一半的课程量，这样的学生毕业时，就有双重的知识结构，而不是只知道虚构和追忆过去时代的美好生活的传统人文学者。很遗憾，我的这个理想还没有实现。

　　至于“人文智能”，我忘了在哪里说的。如果我真的说过，我想表达的是，艺术家和人文学者不应袖手旁观，而要积极介入正在推进的人工智能对我们生活世界的创制过程中，发挥我们的创造性作用，努力使技术性的“人工智能”变成“人文智能”。迄今为止，我依然愿意相信博伊斯的名言：世界的未来是人类的一件艺术作品。

　　新京报：你说过，我们今天的时代也许是“最哲学”的时代，人人都可以是哲学家。斯蒂格勒也有相似的表述，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建立业余爱好者共同体是反抗熵化的方式。我们需要一种抵抗的力量，特别是通过哲学和艺术，但仅此似乎还不够，还需要有一个政治的讨论方式，所以您提出，未来哲学的根本课题在于如何提升全球政治共商机制，以平衡技术的全面统治。但这种共商机制的实现毕竟很难，你有何构想？

　　孙周兴：我还不是一个斯蒂格勒式的行动者，据说这位法国哲学家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已经付诸行动了。世界上当然也有不少群体和组织，有思想者组织，也有信仰团体，也有民间组织，一直都有对技术工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抵抗。样式很多，有些是令人感动和令人赞赏的。我向来是一个学院派的学者，重点做的是尼采和海德格尔哲学翻译和研究，我的生活是学究式的，只是最近几年转向了当代艺术哲学和技术哲学，但我的思考还在途中，尚未形成系统的思想框架，更没有明确积极行动的方向。

　　在不少场合，特别是谈到当代艺术，我也谈过普遍意义上的“抵抗”。人生就是一场抵抗，生活中到处需要抵抗，我们在前进时要抵抗，在后退时也要抵抗。我们要抵抗无聊，也要抵抗奢华。说到现代技术及其生活世界，我们同样需要一种抵抗姿态。但这显然不是一味反技术。事到如今，反技术的姿态越来越虚假，越来越不能令人信服。艺术与哲学，一般而言的人文科学，大概可以构成技术和技术生活方式的一种抵抗。但对于今天和未来的技术文明而言，人类需要形成一种政治共商机制，实际上也已经出现了这种机制，只是因为主权国家、民族宗教等要素的存在，目前的国际共商机制还相当不成熟，还需要各色人种、各个民族、全球人类的共同努力。我说过，所谓“人类世”或者技术时代到来的标志是，技术统治压倒了政治统治，因为后者是自然人类文明的统治形式。对于未来技术人类文明来说，重要的倒可能是重振政治统治，或者说在技术统治与政治统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就未来哲学而言，我认为重要的是技术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相互共构和补充。空谈什么“共商机制”当然没意思，但提出问题、挑起论辩、给出预测，仍不失为开端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