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蒙蒂菲奥里 我的作品主要呈现权力如何运作

　　借《萨申卡》中文版出版之际，蒙蒂菲奥里开启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首次正式中国之旅。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蒙蒂菲奥里在北京、上海、南京出席了密集的讲座与公开活动。我们对这位超级畅销书作家、历史学家进行了一次专访，与他聊了聊历史写作、政治变迁以及历史与当下局势的种种勾连。

　　1 俄罗斯历史背后的种种力量

　　新京报：你曾谈到自己家族与罗曼诺夫皇朝之间的历史关系，这种历史关联对你的创作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吗？

　　蒙蒂菲奥里：罗曼诺夫皇朝和蒙蒂菲奥里家族之间并没有非常深厚的关系。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前去会见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时候，是为了支持被罗曼诺夫家族所迫害的犹太人。所以，两个家族之间不是非常友好的关系。

　　但是，能与历史中的皇室家族产生私人化联系的感觉是很好的，同时我母亲的家族也来自俄罗斯，这些都会对我写作罗曼诺夫皇朝产生影响。这些私人的联系并没有改变我写作历史的方式，只是增加了点新的内容。相比罗曼诺夫皇朝，我们家族和耶路撒冷有更多的故事。

　　新京报：在《罗曼诺夫皇朝》的开篇，你写道：“蒙古人关于受命于天的唯一普世皇帝的观念，以及他们残暴而武断的司法裁决，或许促使了俄罗斯独裁统治思想的产生。”在蒙古统治和沙皇统治之间，统治思想层面上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吗？

　　蒙蒂菲奥里：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蒙古人的成功扩张让他们相信，他们的皇帝是普天下唯一的正统皇帝。皇室家族认为他们就是蒙古统治者的继承人。但是，这也只是形形色色的最后融合成沙皇君主制思想的一种类型。同样，沙皇俄国也受到了拜占庭帝国思想，以及东正教大公爵、留里克王朝的影响。这三种君主制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塑造了沙俄的统治者。在蒙古入侵之前，俄罗斯被留里克王朝统治。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统治的，但沙皇统治思想深深地受到了蒙古人的影响。

　　新京报：有历史学家认为，蒙古国的侵略和统治切断了罗斯国（又称基辅罗斯，是自882年至1240年，以基辅为首都的东欧君主制国家，被认为是乌克兰、俄罗斯及白俄罗斯三个国家的前身）和西方世界的联系，残暴的蒙古让已成雏形的罗斯民主胎死腹中。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蒙古入侵使得东正教成为泛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的强大凝聚力，使得民心从大公爵转而归向沙皇，对此你怎么看待？

　　蒙蒂菲奥里：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基辅罗斯黄金时代的民主雏形是一个迷思，这种理解很多时候是被夸大了。很明显的是，蒙古人的入侵，就像对任何国家的入侵一样，强化了罗斯人与东正教的差异，培养了后来俄罗斯的爱国主义情绪。

　　毫无疑问的是，蒙古国的统治并没有切断罗斯国和西方世界的联系。甚至在沙皇统治崛起，独立于蒙古国以后，蒙古统治的思想仍然影响着沙俄。

　　新京报：从基辅罗斯到罗曼诺夫皇朝甚至到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历史一直被三种力量所支配，尤其是在9世纪后期以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倾向和激进的军事扩张欲望成为两大主要思潮，而自罗斯国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之后，执迷于宗教信仰的民间狂热成为另一大社会思潮，包括后来由伊凡三世宗教联姻所开启的东正教信仰。这三者之间是怎样影响俄罗斯的历史方向的？

　　蒙蒂菲奥里：这些正是俄罗斯力量背后的关键因素。俄罗斯中央集权的专制是异乎寻常的，有时就像一个军事总部。俄罗斯以前的爱国主义情绪并不是很强烈，但等到帝国向四面八方扩张以后，就没有了自然的边界。这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更多领土的渴望，一部分原因是希望明确边界，巩固帝国的安全。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完成对其他国家的使命，在全球传播东正教教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也让每个人高度团结在沙皇和沙俄的统治下。

　　新京报：布罗茨基在他的名文《一座被更名的城市的指南》中论述俄罗斯历史时说，从彼得大帝迁都彼得堡到列宁用坦克把首都运回莫斯科，鲜明地体现了历史进程中的地理学是一门政治科学，也鲜明地体现了国家元首对历史抉择的政治态度。从地缘政治学上来看，迁都对俄罗斯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蒙蒂菲奥里：迁都从以前到现在仍然对俄罗斯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彼得大帝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彼得大帝有着三个其他政治家渴望、却很少有人拥有的品质：他具有眼光，非常聪敏，同时有着足够的资源来完成这样的大事。彼得大帝迁都彼得堡，部分是因为他想要打开通向欧洲技术的窗户，部分是象征着表示改革的决心。同时，迁都也是一个实际的需求，因为彼得大帝需要港口来建造他的船只。

　　迁都对俄罗斯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俄罗斯的统治阶层开始变得“西方化”，有的人能说法语，有的人会说英语。这些是彼得大帝想要实现的部分理想。另一方面，彼得大帝也想加强俄罗斯的高度军事化，和西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彼得大帝本质上是个军事独裁者。但这样的想法并没有实现，因为对俄罗斯的其他地方来说，彼得堡形成了独自隔绝的世界，一个幻想奇观般的城市。最终，彼得堡与俄罗斯人民相隔离，这是致命的问题。

　　所以，当列宁在1918年把首都迁回莫斯科的时候，这背后和当初彼得大帝迁都的时候一样，有着非常多的原因。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列宁要让首都远离支持西方自由价值观的彼得堡。同时，这也有军事战术上的考虑。首都需要在俄罗斯的中心地带，而彼得堡很容易受到来自外部侵略者的袭击。第三，从策略的角度来看，莫斯科也是交通与通讯的中心，这是获得国内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

　　2 犹太不是一个虚构的民族

　　新京报：尤里·斯勒兹金在2004年出版的《犹太世纪》，从宏观角度解读了犹太族群体其所依附社会的关系，进而展现了犹太青年在俄国革命期间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热情追随，他的历史研究被称为改变了学界对近现代犹太史与俄罗斯革命史的分离解读。作为犹太后裔，你的外祖父家族就是在1904年的沙俄虐犹运动之后逃离俄罗斯的，你怎么看待这一段历史，以及如何看待尤里·斯勒兹金对犹太史的论述呢？

　　蒙蒂菲奥里：这是完全错误的。苏联第一代领袖中威望最高者之一的捷尔仁斯基，他就不是犹太人。犹太布尔什维克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尽管在苏联的领导人当中有不少犹太人，但同样也有很多格鲁吉亚人、拉脱维亚人、亚美尼亚人、波兰人以及俄罗斯人。事实上，这不是个犹太人的问题，更多的是关于沙皇俄国的本质。

　　沙皇俄国是各个民族的监狱，罗曼诺夫皇朝迫害了包括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波兰人以及犹太人在内的少数族群。这是极其不明智的行为。结果，这些少数族裔被迫走向了恐怖主义或革命道路。所以，布尔什维克只是这其中的一个团体而已。

　　新京报：现在有些历史学家开始不断强调，犹太是一个虚构的民族。你对此怎么看待，又是如何看待犹太复国主义的？

　　蒙蒂菲奥里：阅读我的《耶路撒冷三千年》吧，这本书讲述了犹太民族的故事。犹太民族拥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根本不是一个虚构的民族。此外，为什么犹太人不能像其他民族一样，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就像中国人一样？

　　新京报：除去创作历史著作之外，你还创作历史小说“莫斯科三部曲”（《萨申卡》、《正午的红色苍穹》和《冬天的一夜》）。对你来说，历史著作和历史小说这两种体裁的创作，是为了处理不同的创作命题，还是为了深化历史议题？

　　蒙蒂菲奥里：我喜欢写历史，我的历史作品主要呈现权力是如何运作的，宗教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也喜欢写小说，尤其自豪于“莫斯科三部曲”。我把热情和灵感投入其中。我想把它们介绍给中国读者。

　　这三部书都在讲述爱情的故事与惊悚的政治。故事的背景设定在20世纪的俄罗斯，它们都是令人心碎的故事，挣扎于爱你所爱的人，保护你爱的人。非虚构的历史作品谈论权力与军队，而三部曲都在讲述关于个人生活的私密故事，当爱情同政治的现实与个人的自由相碰撞时的情景。

　　新京报记者 萧轶

　　（感谢新京报记者李永博对本采访的翻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