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孙周兴：自然被人类技术化的限度何在？(1)

　　近日，随着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关于基因编辑的种种讨论不断发酵，有关技术与伦理的纠葛也越发缠绕不清。而在日前结束的首届未来哲学论坛上，关于基因编辑问题刚刚有过讨论。2018年11月23日至24日，“首届未来哲学论坛”在上海召开，讨论的主题是“技术与人类未来”。这在当下的情境看来，富有某种启示性。自然人类技术化的限度何在？未来技术的限度何在？这些问题都需要哲学的介入。

　　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未来哲学论坛的发起人之一孙周兴教授。这也许就是我提出的问题：“自然人类被技术化（非自然化）的限度在哪里？今天必须有这样的讨论了，必须对人类未来生命的方向和形态有一个整体的预测和规划了，这是新生命哲学或未来哲学的任务。”

　　真正的哲学，有真切的历史感

　　新京报：哲学首先是未来之思，这是“未来哲学”的一个出发点。但陈嘉映在发言时对这个概念提出了一定质疑，他认为哲学的思考对象是过去，对于未来，我们无法反思。余明锋博士回应，哲学之前的思考对象其实不是过去，而是永恒，是时间之外，这才是哲学的开端。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孙周兴：陈嘉映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也不光是他有此疑虑。习惯上我们总是认为哲学的特性是反思，而反思总归是朝向过去的。但这是传统哲学的看法，传统哲学的主体是本质主义或普遍主义，在线性时间观念的支配下，传统哲学总是执守现成性，目标是要对现成事物（现实性）做出普遍的规定。对于未知和不确定的未来，传统哲学确实考虑不多，尽管也并非完全不顾及未来之维。不过，现代哲学不只有本质主义哲学了，而是出现了一种指向未来的新哲学类型，就是“实存主义”或“存在主义哲学”，这种哲学不是普遍主义的，也不是朝向过去和历史的，而是着眼于未来可能性，以未来之维来牵动现在之维和过去之维，当然在这个时候，对物理“线性时间观”的克服是一个前提，尼采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我所讲的“圆性时间”观。

　　讲“未来哲学”，并不是要否定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历史性特征，更不是要提倡一种否弃历史和传统的未来主义，恰恰相反，只有基于未来之思和未来关怀的哲学和人文科学的讨论，才可能是具有真切的历史感的讨论，也才可能有对历史和传统的尊重。

　　艺术与哲学的交织

　　新京报：可否具体谈谈你对艺术与未来哲学的看法？

　　孙周兴：我在《未来哲学序曲》一书以及近期的其他一些文章中，比较粗糙地表述了“未来哲学”的内涵和意义。“未来哲学”不是我首创的提法，而是尼采晚年的一个表达，更早的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也有类似说法。尼采对“未来哲学”的设想也是语焉不详。但这无关紧要。需要说一说的是，我所谓的“未来哲学”在哲学背景上归于“实存主义”或者我们通常说的“存在主义”。这种哲学是欧洲主流的本质主义哲学的“异类”，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渐成气候，它的口号是“实存先于本质”，也被我们译成“存在先于本质”，意思是可能性高于现实性，亦即未来才是哲思的引导性方向，这种哲学首先就是一种“未来哲学”。这种“实存哲学”重在指向未来可能性的创造性活动，强调个体的自由以及向未来的开放，所以它根本上就是一种“艺术哲学”。二战后兴起的“当代艺术”实际上是以这种“实存主义”哲学为思想背景，可以说“当代艺术”本身就是“实存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代艺术”中，艺术与哲学已经处于差异化的交织运动中了。

　　“虚无主义”已经进展为“技术虚无主义”

　　新京报：之前在你主编的《海德格尔文集》30卷发布会上，“未来哲学”也是题中之意。有人提到，当代哲学危机的根源，归根结底仍是虚无主义的威胁。你这次在论坛中也提到，原子弹爆炸事件宣告了“技术统治”时代或者说“人类世”的到来，安德尔斯将此时代称为“绝对的虚无主义”，斯蒂格勒称为“完成了的虚无主义”。今天的虚无主义与尼采、海德格尔所思考的虚无主义相比，有哪些不同？

　　孙周兴：问题中的“虚无主义”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在尼采那里，“虚无主义”恐怕还不是完全贬义的，比如尼采就自称为“虚无主义者”。尼采再傻，也不会骂自己的。尼采区分过不同的虚无主义，有虚无主义的预备形式“悲观主义”，也有“完全的虚无主义”与“不完全的虚无主义”，还有“积极的虚无主义”与“消极的虚无主义”，等等。这些我们可以不管，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说，在尼采那里，“虚无主义”就是“最高价值的贬黜”，就是说，传统的价值体系崩溃了。尼采曾说过，虚无主义者有双重否定，一是否定哲学和科学构造起来的“本质世界”或“理性世界”，二是否定基督教的“理想世界”或“神性世界”。源于希腊的哲学的本质主义（普遍主义）和源于希伯来的神学的信仰主义，这两项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现在一概被否定了，是为“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好不好？就看你怎么看传统价值了。尼采也用“上帝死了”来表达“虚无主义”。“上帝死了”好不好？就看你需不需要上帝了。尼采发起形而上学批判，首先得欢呼传统哲学和宗教的衰落，也即传统价值系统的瓦解。“上帝死了”，人才有自由。就此而言，尼采的“虚无主义”是正面的和褒义的，至少是中性的。

　　尼采之后，传统本质主义哲学受到了欧洲内部的和非欧洲的多元思想方式的挑战，基督教信仰体系的衰落日益显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都有了表现。两次世界大战最终验证了尼采的虚无主义断言，即欧洲启蒙理性和基督超验信仰体系的颓败。而标志着战争结束的原子弹爆炸，最后把“虚无主义”坐实为现代技术的统治地位，我称之为“技术统治”。实际上，“虚无主义”已经进展为“技术虚无主义”了。尼采的确是天才，他预见到了一个即将到来的文明断裂式变局，即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的裂变，并且用“虚无主义”这个命题来加以表达。海德格尔接过尼采的话题，不但把“虚无主义”设为欧洲形而上学史的本质，而且进一步把这种文明的裂变与现代技术相联系，把现代技术视为“存在历史”的最后的命运性的阶段。

　　对基因编辑技术的恐慌，是自然人类的正常反应

　　新京报：很凑巧的一件事情是，未来哲学论坛刚刚讨论过，如今的人类进化已经发展到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的阶段，技术与伦理的纠葛越来越深，26日就有消息称，世界上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已经在中国诞生。许多人认为除了伦理问题，基因编辑还会造成新的不平等。也有人支持基因编辑，认为世界应秉持一个开放多元的价值观。还有人认为，这不是支持和反对的时候，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你怎样看待这件事情？这也许回到了你在论坛发言最后提到的问题：自然人类被技术化的限度在哪里？

　　孙周兴：对，十分凑巧，未来哲学论坛结束后的第二天，就爆出了基因编辑婴儿的新闻。我认为，对基因编辑技术的恐慌，是自然人类的正常反应，因为我们还希望守住自然人类的最后边界，一旦突破，后果未知。这也许就是我提出的问题：自然人类被技术化（非自然化）的限度在哪里？今天必须有这样的讨论了，必须对人类未来生命的方向和形态有一个整体的预测和规划，这是新生命哲学或未来哲学的任务。通过这种讨论和共商机制，尽可能形成有效的、稳重的、完整的新人类生命规划，方有可能防范极端的、致命的错误，这时候，对包括技术专家在内的个别特例的伦理约束才是可能的，要不然只会引起混乱和恐慌。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

　　（下转B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