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获奖得益于中国超算的发展”

　　甘霖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后。

　　今年11月，在达拉斯举办的全球超级计算大会，甘霖获得新一届超算领域高性能专委会杰出新人奖，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学者。

　　美国当地时间11月15日，达拉斯举办的全球超级计算大会，新一届超算领域高性能专委会杰出新人奖颁出。3名获奖者中，罕见地出现了一个中国面孔。

　　来自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30岁博士后甘霖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学者，这一奖项每年全球表彰不超过3人。这一消息近日在国内媒体受到广泛关注。

　　这不是甘霖第一次问鼎国际大奖。2016年，在全球超级计算大会上，由中科院杨超团队、清华大学薛巍、付昊桓团队和北京师范大学王兰宁团队联合完成的“千万核可扩展全球大气动力学全隐式模拟”获得国际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最高奖“戈登·贝尔”奖。该奖项被称作超算领域的“诺贝尔奖”，甘霖就是团队一员。

　　同时，甘霖也是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研发部长、我国第一台国产众核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第一批试算人员。

　　昨日，新京报记者对话甘霖，听他讲述获奖感言、研究经历和对超算发展未来的期盼。

　　谈获奖：

　　获此殊荣得益于中国超算的发展

　　新京报：这么年轻就获得全球超算杰出新人奖，你有什么感想？

　　甘霖：这个奖主要颁给超算领域研究的新人，要求是取得博士学位五年内的年轻人，这就限制了很多“大佬”不能入选。我的导师付昊桓和杨广文推荐我去参加，评委会根据我的简历评选出的这个奖。

　　我能获奖可能出于两方面原因。首先得益于中国超算的发展，中国超算在世界上已有一席之地，数量上可以跟美国平分秋色，性能上我们十次拿到第一，并两次获得“戈登·贝尔”奖。

　　另一方面，2015年起，我开始关于“新一代高性能低能耗系统”的研究，并在当年获得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最具影响力论文奖，可能也是我此次获杰出新人奖的一个支撑、一种证明。

　　新京报：博士期间，你从事的“新一代高性能低能耗系统”研究，主要研究什么问题？

　　甘霖：新一代高性能低能耗处理器是一个可重构计算平台，是这个领域比较新的研究项目，目前在跟英国帝国理工合作。

　　它的优势就是性能更快、耗能较低。比如在算气候时，它可能比英特尔的CPU算得更快，而且更省能、省电。下一代超级计算发展，能耗是一个主要瓶颈，这方面的研究有需要，所以我就做了。

　　除了超算的地学研究之外，我还在负责的就是“高性能低能耗”博士项目，如果说前者是着眼当下，那后者就是“诗和远方”，主要瞄准未来。

　　谈研究：

　　用超算模拟地震是“从0到1”的过程

　　新京报：当时你们拿气候和地震两个项目申报“戈登·贝尔”奖，这两个项目在应用方面有什么意义？

　　甘霖：获奖的是“非线性大地震模拟”项目。“戈登·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对我说，他们很惊讶我们踏踏实实地把像气候应用这样百万行代码体量的“一座大山”搬到一台全新系统，去做这种项目。“大山”说的就是我们的超算。我们研究的地震项目，其实是零起步，用超算模拟地震是“从0到1”的过程。

　　气候项目方面，当年美国“卡塔尼亚”台风以一个“U字形”轨迹拐了个弯回到美国，路径很难预测，而我们的团队基于气候模式，把“卡塔尼亚”台风的完整过程模拟了出来。其中的意义在于，现在能够模拟飓风路径，未来就具备能力预测台风。

　　谈中国超算：

　　国产超级计算机硬件好、性能好

　　新京报：作为“神威·太湖之光”第一批研发人员，你平时主要做哪些工作？

　　甘霖：我们主要是测试算法，研发相关应用，完善适应于该硬件的相关软件。

　　比如面向气候变化的研究，我们会做全球气候模拟，包括天气和气候模拟，天气是指天气预报，气候是指几百、几千、几万年之后地球的气候的变化。这其实是超级计算机的一个很经典的应用，2016年我们获得“戈登·贝尔”奖的项目就是气候模拟相关的。

　　还有就是防震减灾方面的工作，与地学系交叉。实际上超算目前与多学科、领域均有交叉。

　　新京报：如何评价中国超算水平？

　　甘霖：“神威·太湖之光”的超算硬件非常好，连续十次拿到世界第一，而且获得国外非常认可的“戈登·贝尔”奖。除了硬件第一，我们也拿到了超算应用的最高奖，证明“神威·太湖之光”也“好用”。性能方面，2016年、2017年，我们四次超越美国超算水平，不过坦白讲，我们与美国超算的综合实力还有一定差距，有待提升。

　　未来各国都会有自己的下一代超级计算机计划，这将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PK。我国下一代超级计算机，比如神威系列、天河系列、曙光系列都准备采用国产芯片，也就是说，下一代超算基本都将用上“中国芯”。

　　谈自己：

　　博士论文四分之三在高铁上完成

　　新京报：你现在的工作节奏是怎样的？

　　甘霖：博士毕业那学期，学校事务繁杂，“神威·太湖之光”还要冲击“戈登·贝尔”奖，所以我频繁出差，比较忙的时候，大概每周要从北京和无锡间往返一次。现在的工作节奏没有那么紧张，我大部分时间在无锡超算中心工作，每两周回北京过一个周末。

　　坐高铁往返北京与无锡，单趟需要5个小时，这一段时间比较适合工作。毕业前夕，我写博士论文的时间很紧，论文有四分之三都是在高铁上完成的，这种状态大概维持了两个多月。

　　新京报：现在你因超算出名了，下一步有何打算？

　　甘霖：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出名，但是中国超算因此更被大家关注，我非常开心。“戈登·贝尔”奖、杰出新人奖等，这些成果都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全团队。

　　团队取得的成果需要让大众知道，寻找潜在用户，让更多人来测试使用，最终目的还是让国产超算经得起考验。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对下一代超算来说很有用，我们现在培养的人才很可能就是下一代超算的主力。

　　新京报：对未来想从事超算领域研究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

　　甘霖：超算是国家急需的一个专业，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几乎涵盖了计算机从最底层到最顶层的体系机构，对计算机领域几十个学科基本都要有所涉猎。随着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超算的前景会非常明朗。

　　而且目前超算专业不拘一格求人才，需要各行各业人才的参与。我觉得从事超算的年轻人，特别是学生，可以继续努力。其实不限于超算中心和学校，很多企业也需要这样的人才，不少大型互联网公司背后都有超算的支撑。所以我认为超算很有前途、很有前景，相关从业人员不要放弃。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倪伟 实习生 徐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