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希望》 80后独生子女的“源代码”

　　以独生子女为主的80后，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也因此，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流行议题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一代人的生活轨迹来转。从“剩女”、“直男”、“丧偶式育儿”等流行概念，到是否要“二胎”、如何给父母养老，以及怎样处理家校关系等等，无一不透露着80后这一代人的选择困惑和现实焦虑。

　　然而，在讨论80后独生子女的各色问题时，我们却很少看到学界能够拿出充足的理论资源来与社会舆论展开互动。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现任美国阿默斯特学院教授的冯文所著《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这种缺憾。冯文于1997至2002年攻读博士期间，一共花了27个月对中国大连市城区的数千名独生子女进行了问卷调查。同时，她也利用自己在三所初中、高中和职校当英语老师，以及给超过100名孩子做英语家教的机会，得到进入这些独生子女家庭访谈、记录和观察独生子女成长状况的机会。

　　冯文重点访谈的独生子女的出生年龄主要集中在1979到1984年之间，考察的时期正好是这些孩子刚刚成年或即将成年的阶段。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于2004年，距今14年的时间差，也必然造成本书在解释今天80后独生子女生活状况时存在一些不足。但书中诸多不乏洞见的观察和论述，依然可以作为我们理解80后独生子女的源代码，当我们用这一套源代码来分析第一代独生子女所面临的历史机遇和时代困顿时，就能感受作者在14年前展现的远见卓识。

　　快速现代化的先锋部队

　　冯文考察的中国北方海滨城市大连，是一座新兴的移民城市。尽管大连的城市发展赶不上北京、上海和诸多南方城市，但是她依旧是一个正在经历快速现代化的城市。为了实现中国的快速现代化，让中国从第三世界迈向第一世界，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主动实施生育配额制度的国家。

　　国家的目的在于通过减少人口来加快进入现代化的脚步，同时创造一代能够接受更好教育的儿童。1980年，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在给两份少年报刊题词的时候，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说法。随后，这一说法被总结成了“四有新人”，并成为中国政府在培养这一代孩子时的官方目标。

　　在家庭层面，2000年前后的绝大多数中国城市家庭，在经济层面依然属于第三世界。在访谈中有一个对话，当电视机里放着发达国家贫民窟的画面时，冯文对一个高中孩子说：“你看发达国家也不是每个人都很富。”然而，这个孩子却机敏地回答：“那为什么他们也买得起车？在中国，富人也买不起车。”

　　80后独生子女虽然享受了许多发达国家孩子才拥有的物质条件，但他们的父母却依然过着第三世界的生活。这种将家庭所有优质资源全部向一个孩子倾斜的做法，令80后的独生子女迅速适应了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重视也与日俱增。比如，在作者访谈的孩子中，80%请过家教或参加过课外辅导班。而1997年，中国正式启动“高校扩招”的政策，这使得大量80后有机会进入大学，成为这个国家的教育精英。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家庭层面，他们都成了现代化的先锋部队。

　　从“小皇帝”到“妈宝男”

　　独生子女群体几乎从诞生之后，就一直备受瞩目。社会舆论对独生子女并不见得友好，当然，或许可以说是独生子女作为第三世界中享受第一世界物质条件的孩子，他们没有能够表现出相匹配的能力。在书中，冯文援引“惯坏了”这个词，来形容成年前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而从上海、南京等地学者的调研结果来看，他们纷纷指出这一代孩子存在“胆小、没有合作精神、脾气大、不能照顾自己、不尊重长辈”等性格特点。

　　冯文的观点很值得列出：“每一代成年人都会向下一代人表达不满。然而，在中国，由于现代化和生育过渡进程过快，这种不适感被加剧了。”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特点，冯文认为，欧美发达国家的父母已经很认可孩子的这一特点，但中国的父母却无法接受这一点。的确，自恋主义的泛滥是一个全球性的景观，自恋既会带来合作、社交困难等问题，但也会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在20年前，中国独生子女父母还无法接受孩子是自我的，所以，他们会用“惯坏了”来表达对孩子的不满。

　　许多父母和成人尽管对第一代独生子女多有不满，但他们只有一个孩子，所以在付出上别无选择。然而，以高考为代表的教育竞争体系，并不能满足所有人成功的愿望。更多的人上不了大学，也无法成为社会精英。当家里有一群孩子的时候，一个孩子需要自己来面对失败；但当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父母很容易成为孩子“坚强的后盾”。当父母包办孩子的事情过度，那么曾经的“小皇帝”就可能变成“妈宝男”。

　　“妈宝男”是一个典型的女权主义色彩的词汇，这一词汇的创造表明了80后女性对80后男性的不满。但客观而言，那些成为“妈宝男”的80后男性，他们也是这个时代转型的“牺牲品”。经济发展和生育转型的速度太快，完全重构了他们的生活要素，这就使得他们在关键时刻因为“选择太多”而自动缩回到“舒适区”。久而久之，他们就变成了崛起中的80后女性口中的“妈宝男”。

　　女性的崛起与时代困境

　　除了“妈宝男”这样的词汇，80后女性凭借出色的概念创造能力，还发明了“凤凰男”、“丧偶式育儿”、“直男癌晚期”等对男性来说远远称不上友好的词汇。这些概念的创造及传播，表明80后女性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话语权”。在拥有话语权的背后，是她们受教育权和经济权不断得到提升的历史进程。

　　80后的女性如果出生在城市，父母都有稳定工作，那么她几乎确定无疑会是独生子女。独生的状态使她们获得了以往女孩完全无法体会到的优越处境，除了物质上保持高水平的供给之外，在受教育权上也被一视同仁。这令她们中的许多人可以进入高等学府，并由此迈入社会精英的行列。

　　值得一提的是，在应对高考这样的考试制度上，女性展现出了一定的优势。伴随着大学招生人数的不断上涨，女性上大学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很多名牌大学，女生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当然，冯文在写作《唯一的希望》的时候，中国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占比还没有这么大。但就像她所指出的，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以前，大多数女性都被培养成了“输家”。父权制的家庭体系和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体系都更加偏爱男孩。所以，女性在家庭和单位的资源竞争中，都处于严重劣势。也因此，女性往往只能从事那些部门规模小、缺乏保障和低工资的职业，即使占据了个别重要职位，也常常会在晋升中败下阵来。

　　但是，伴随着轻工业以及旅游、酒店、教育、餐饮、金融、贸易等服务业的发展，已经成功获得高等教育体系认可的80后女性，获得了大量进入市场的机会。与1949年之后女性被国家强制安排进工厂不同，1978年之后的女性就业以市场导向为主。在工作中，她们表现出与男性一样的勇敢、创造力和独立，同时又能具备耐心、勤奋的特点。所以，女性走入职场已经变成一种正常现象。

　　不过，80后女性在崛起的过程中，也强烈感受着撕裂与阵痛。撕裂和阵痛的焦点集中在“婚育”问题上，正如冯文所指出的，中国女性处在一个“上嫁型”的婚姻系统中，当一部分女性的文化和经济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之后，适婚男性的数量就远远不够了。“直男癌”、“凤凰男”的蔑称，正是这一情形下女性发出不满的体现。

　　与此同时，在家庭内部，女性继续承担着生育职责。这使得她们对仅仅提供经济支持，而不参与育儿的男性开始表达不满。在构建核心家庭的过程中，“妈宝男”出现了；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丧偶式育儿”出现了。女性一边在承担事业和家庭的双重责任中成为“超人”，一边用创造性的语言表达对男性的不满。

　　作为第一代独生女性，她们幸运地获得了同时实现阶层跳跃和打破父权结构的机会。但是，她们也面临着二者密切勾连的局面。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如果无法重构男性在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她们的事业发展空间也会备受挤压。有关生育歧视女性的无数新闻报道，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腹背受敌的局面，是80后独生女性所面临的时代困境。值得称道的是，冯文在论述性别和分层的复杂关系时，睿智而精准地提到了这一点，而这也正是本书对于今天中国读者的重要意义。 □尼德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