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生献给精神上的事务

　　毫无疑问，米沃什首先是一位大诗人，用一向有些高傲的布罗茨基的话说，“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或许是最伟大的”；同时，他也是一位思想家，他丰富、独特而深邃的思想，不仅体现于卷帙浩繁的诗歌，同样体现于大量的散文之中。在文学写作上，米沃什的雄心似乎没有限度，诗歌以及诗歌之外的写作都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自觉的使命意识

　　保持观点的客观公正

　　熟悉米沃什的人知道，米沃什对自己早期作品评价不是太高，并且延伸到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波兰先锋派的评价也不太高。不过，他却深刻汲取了他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流亡华沙时期，米沃什就与很多先锋派诗人和作家建立了密切联系。正是在这期间，米沃什开始了随笔的写作，虽然半个世纪后才以“现代童话”为题结集出版，包括他与名震波兰的小说家耶·安德热耶夫斯基之间的通信，它们构成了米沃什非常重要的随笔集。可惜的是，这些文章还没有译介到汉语中来。

　　客观说，米沃什比他的同时代的年轻诗人有更多自觉的“使命”意识。他在战争年代就深刻意识到，与其在身体的反抗行为中殒命，不如竭力活下来。他认为自己的价值在抵挡一颗来自纳粹或其他敌人的子弹之外，把自己视为神意与大地之间的某种中介。波兰文化和世界诗歌应感谢他这样想。

　　在文章中，对于1945年后苏联在波兰的作用，米沃什能够积极评价：虽然波兰在意识形态上被纳入了东方大国，虽然他本人后来也脱离了当时处于极权主义阴影下的波兰政府，但他认为，若不是因为苏联，波兰很难赢得它主权意义上的独立。这样的历史观点，自然很难见容于右翼人士。但米沃什的观点显然是客观公正的。

　　米沃什对极权体制的反思，集中于长篇政论性著作《被禁锢的头脑》。时至今日，《被禁锢的头脑》已经是一部世界性的经典著作，比如，它成为了欧美大学历史系学术研究的必选，也是南斯拉夫知识分子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案头阅读的圣经。但米沃什本人认为它只是他的次要作品，并谦虚地把部分功劳归之于它的英语译者。《被禁锢的头脑》当然重要，在历史拉开更长的距离后，它甚至神奇地体现了更多的文学价值。所以，有波兰评论家认为，《被禁锢的头脑》最深刻意义在于它是一部道德与历史哲学论著，揭示了东欧知识分子在极权时代的思考方式，也让作者抛弃了存在于自身的疯狂教条的毒素残余；另一方面，它还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论文，它论述人的心理问题比政治问题更多；论述人的性格比意识形态更多……因此，值得将《被禁锢的头脑》当作散文去阅读，当作寓言、当作隐喻去阅读，甚至可以当作自传体长篇小说去阅读。书中涉及的是人的灵魂、激情与野心、谎言与真实、人的残忍与历史、人类的错误喜剧。”

　　然而，《被禁锢的头脑》的发表，实际上令米沃什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得罪了波兰政府，米沃什被宣布为叛徒；另一方面，波兰侨民也不理解他。更由于有人阴险地向美国大使馆告密、栽赃，使得米沃什无法获得移居美国的签证，不得已在法国靠卖文为生。期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伊萨谷》、自传《另一个欧洲》等重要作品。这一情况维持到1960年，米沃什终于得以受聘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该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的教授。

　　在美国处于边缘位置

　　正确看待名声，默默写作

　　在美国，米沃什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寂寞而孤独，在他的书中记述了一些典型的细节：为了能在打开邮箱时看到一点什么，他有时会给自己发邮件。一次，他出席一场文学聚会，就餐时同桌的女士问他：你是做什么的？这让米沃什内心很是受伤，这似乎也颇能解释他对名声的渴望。当然，他是能够正确看待名声的，所以他也耐得住寂寞。整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米沃什除了在大学教书（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部《波兰文学史》），就是默默写作。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波兰诗歌勤勉、杰出的译介，在西方逐渐产生广泛影响，如亚历山大·瓦特、兹·赫伯特、安娜·斯维尔、扎加耶夫斯基，都得力于他的有力推介。在这相当沉默的二十年里，米沃什还出版了多部重要的诗集和散文，包括《故土：对自我限定的探求》、文论《个人的职责》等。1978年他获得诺斯达特国际文学奖，该文学奖素有小诺贝尔奖之誉，两年后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西方并不出人意料。

　　不过，西方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有“死亡之吻”的说法，不过米沃什正是打破这个“魔咒”的人。米沃什此后于诗歌上的成就自不必说，没人能否认他向着诗歌艺术高峰一路挺进的高质高量的文本；他在散文、随笔方面的持续发力，同样显而易见。获诺奖后的第二年，他任哈佛大学的诗歌讲座教授，整理出版《诗的见证》，该书已有汉语译本，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出，米沃什的讲座岂止是关于他的诗学部分，广阔的智力早已超过了单纯的谈诗。从他对诗的理解来看，很容易相信他是重新定义我们时代诗歌概念的少数大师之一。他的综合能力远在一般著名诗人之上，他的视野甚至比布罗茨基还广阔、比希尼更深厚。

　　几乎同时，米沃什还出版了随笔集《旧金山海湾幻象》和《乌尔罗的土地》。前者揭示了“现代文明的脆弱性”；后者连作者本人也认为，在波兰理解它的人很难超出五个，“并非因为其中无人需要的深奥学问。”作者把它看作是《被禁锢的头脑》的一个延续，深化了那里提出的问题。对于自己被认为是一个“唯心论者”，据说是以精神反对物质等等，他没有直接反驳，也不准备布道，而是将写作目标确定在“做出一个诊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兰同行们为什么根本没有意识到科学社会主义以其“不证自明性”压倒了他们自己的思想。面对历史现状，米沃什忧心忡忡，担心那种“不证自明”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否也能被消除。他的忧虑绝对不是没有理由。这两部作品，早有国内不同出版社预告正引进出版，遗憾的是迄今尚未面世。

　　用不可战胜的理性

　　保持对存在的尊重

　　多亏了诗人的长寿，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米沃什先后出版了随笔《从我的街道开始》《从我所在的地方出发》、两部通信集《现代性的传奇：1942-1943被占领波兰时期的书信和随笔集》和《朝向存在的努力：与特拉普派修士默顿的通信》，以及《猎人的一年》和《米沃什词典》两部回忆录。

　　如果说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写作是互文的、至少是平行的，那么，《猎人的一年》和《米沃什词典》则构成了一种共生、互补的关系。《猎人的一年》将视线主要集中于作者自童年至晚年的波兰经验，是对家庭、教育、文学交往、各种人物的回忆和评说。“写作这本书的乐趣在于，随着衰老的逼近，我努力提取出精华（大事件、潮流、观念），这一次我屈服于众多具体人物、旧事件和新事件互相交织，也许因为这一原因，它们接近我的诗歌（或部分诗歌）的音调。”这本书，跟米沃什其他散文作品一样，凝练而丰富，有着高密度的细节、极具概括性的总结。《猎人的一年》出版后在波兰引起很大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书中对波兰人的一些批评，比如形而上维度的缺乏。比较起来，《米沃什词典》就温和得多。它以词条的形式编织成书，故事、人物和主题也更多是对波兰之外的世界的关注。《米沃什词典》与《猎人的一年》在内容上互相涵盖，如果说有内容上的重复，也是后者对前者的深入补充和完善。

　　阅读米沃什的两部回忆录，我们会同意他的同胞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见解，即米沃什“回到了早期希腊人的那个传统，那个诗人-历史学家的理想标准”，作者如同一个亲历者，经历和见证了他所描写的一切，他拒绝说谎，他要发现真相，并且直面“诗歌与恐怖——这个世界的两极”。

　　米沃什晚年的另一个成就，是1997年出版的诗文合集《路边狗》。它甫一出版，就获得了波兰国内最权威的尼刻文学奖。书中文章大多短小精悍，充满一个诗人哲学家的智慧闪光和精神结晶，很多部分是最为精炼、体现作者品格的格言，让人相信作者已臻于这样一个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思想澄明，诗性与哲理水乳交融。

　　米沃什的生命力似乎是无穷的，同时，他也虚怀若谷、专注而不知疲倦，八十多岁仍然认为：除了是一种准备，我无法理解生活还可能是别的什么。“我的道德楷模是把一辈子都献给精神上的事务，耄耋之年仍热情不减，并将这种态度保持至生命终点的人。”有研究认为，米沃什身上存在一种“不可战胜的理性”，他将它融入了全部的诗歌，也完美体现于他的散文、随笔之中。米沃什期望人们对存在保持适当的尊重，远离那些习惯以嘲讽态度贬低存在而赞美虚无的人。

　　□李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