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子一条街”到创业者的“延安”

　　“知识分子创业，包袱太多。”42岁的吴甘沙一头少年白，像雪花散落在发梢。

　　两年前，他是英特尔公司中国研究院的前任院长，他现在的公司位于北京海淀区知春路上的量子芯座大厦。

　　上世纪80年代，一批科学家、教授和工程师走出象牙塔，到街上蹬起三轮车。车上装着电脑、存储器、集成电路……此后中关村变成IT人才成果产业化汇集的中心。

　　在这里，研究员柳传志白手起家创立联想，见证了中国IT行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史。“天才少年”王小川大学期间卷入互联网大潮，从清华学霸成为身价过亿的搜狗掌门人。吴甘沙多次迟疑后，终以“自由落体式的一跳”，离开优渥的外企，跳进人工智能的黄金坑。

　　在这些创业故事里，理想照进现实的光环和难以承受的冰冷残酷，都随着知识和钱产生的化学反应，在这片神奇的土地应运而生。

　　知识分子蹬上三轮车

　　科学院南路2号，是位于中关村的融科资讯中心。

　　吴甘沙之前所在的英特尔公司就在这座大楼里。2001年，从复旦毕业的他走进融科，做人机界面研发。就在大厦的电梯间，他第一次见到联想教父柳传志。融科是联想总部所在地，柳传志的办公室就在英特尔楼上。

　　谈及联想初创，柳传志多次提到“憋”这个字。“现在的年轻创业者可能体会不到‘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现在想创业就创业。”

　　他说的那种“憋”，把时间刻度一下拉回1984年北京的秋天。

　　融科的所在地，当时是联想的前身——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1984年10月17日，40岁的柳传志拉着10个小伙伴，开了新公司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地点就在科学院传达室的小平房。

　　旧东西刚腾空，屋里空空荡荡，尘土飞扬。没有总经理，没有画满蓝图的PPT，更没有天使投资人。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打扫卫生，打扫完了大家在三个长条凳上坐下，发愁20万的开办费怎么花，用什么法子赚钱。

　　在那之前，柳传志在科学院“憋”了13年。他住在单位旁边自行车棚改造的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加上用油毡接出的一块，一共16平方米。他做的磁记录电路研究，虽然也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束之高阁，科技成果没有实现产业价值。

　　“今天的人会想，一个40岁的人怎么还创业呢，可那时候，我真没觉得自己老，相反我倒是觉得恰逢其时。”

　　柳传志说，当时的院长周光召希望知识分子、科技人员能够下海办企业。柳传志想试试，看自己到底有多大本事。

　　当年的海淀区，已经聚集了中国顶尖的30多所高校、130多家科研院所，人才密集度不逊于硅谷。和硅谷不一样的是，初期的中关村与技术创新关系不大，主要是倒买倒卖，做贸易。

　　即便以谨慎、稳重著称，柳传志还是经历了不止一次真金白银的损失。就在这次创业伊始，20万启动资金被骗走了14万。眼看“两通两海”——四通、信通、京海、科海在电子一条街风生水起，柳传志硬着头皮摆地摊，卖电子表和旱冰鞋，补被骗的窟窿。

　　1987年，联想已经有了100多万的年利润，却因为转外汇再次被骗。当时为了追回被骗走的300万元，柳传志拿着板砖到骗钱的人家门口蹲了很长时间，这段经历后来广为流传。把钱追回来后，柳传志到了晚上两三点钟依然会被吓醒，住到医院三个月才调整回来，“那是多少人辛苦挣回来的。”

　　计算所的同事胡锡兰多年后依然忘不了办公室窗前的情景：联想的一辆辆三轮车穿梭而至，二十来人把一大堆微机从三轮车上搬进院子，将近2000个包装箱浩浩荡荡，人拉肩扛，烈日下的柳传志和李勤，这两个日后中关村叱咤风云的人物当时挥汗如雨，衣服都湿透了，后来干脆光着膀子，跟天桥的板儿爷一模一样。

　　作家宁肯把这一幕记录在《中关村笔记》一书里，他在文中说，“知识分子蹬上三轮车，当时没人说得清楚，算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

　　永远战战兢兢

　　“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不仅是柳传志对早期中关村的记忆，也是之后两三代北京人共同的记忆。

　　吴甘沙从上海来到北京时，已是2000年前后。海龙、E世界、太平洋这些卖场里，依然是一片乱糟糟的景象，和他想象中的“高科技园区”差别有点大。有次他买了部诺基亚手机，进了点水返回去修，之前的摊主找不到了，只好去另一个摊子修。结果被告知，手机主板是翻新的，早就坏过了。

　　在柳传志看来，中关村卖场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商品匮乏的上世纪80年代大家什么都不懂，“什么是市场、怎么做营销，根本不会。”倒买倒卖唯一的目的就是——活命，把资金积累起来。

　　“中关村形成了流通领域的中心，电脑元器件、装电脑的工具都是从这儿开始流通到中国各地区的。其实人们忽略了这一点，老以为不重要。但后来中关村能够变成一个高科技领域的中心，流通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块，中国的信息化很难形成。”柳传志说。

　　不过，柳研究员办企业遇到的麻烦，远不止被骗钱这一件。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借用海尔创始人张瑞敏的一句话形容自己三十多年的经历——“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

　　和倪光南的汉卡合作后，联想有了自己的独家技术。但是1987年，他们也因此收到一张罚单，原因是汉卡定价过高。当时，物价局规定售价必须在成本之上加20%。所谓成本，只算具体的元器件这些硬件成本和人工工资的成本，而人的智慧成本则全不算，“所以他就给我们开罚单，而且罚得还挺重。”

　　罚了40万，的确是很大一笔钱。他找人入伙公司时，从兜里掏出三毛四一盒的大前门烟都觉得奢侈，比别的烟贵整整一毛。这次罚款，柳传志觉得是“地方政策跟不上国家要走的路”。也有人觉得是没赚到钱的人眼红，故意使绊子。

　　柳传志说，有些年轻同事建议他“开个记者会，把罚款的事告诉天下。”但他没这么做，“当年我的经验就是让领导了解你，你行得端做得正，这就是我保命的法宝。”

　　几十年过去，联想始终没有和政策拧着走，保持着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高度一致。2004年收购IBM后，更打上了“民族品牌”的标签，以振兴民族产业为己任。

　　柳传志回忆，在变革转轨的上世纪90年代初。正赶上国外的科技企业纷纷进入中国，本土品牌变得艰难，再加上联想内部的矛盾，同时两面应战让他大病一场，而且睡不着觉，一下住到医院里。

　　病倒之后，他把公司当时的业务全撇开，只干了一件事：配合医生研究睡觉的问题。身体好些后，他冷静思考了一段时间，列出和公司业务方向联系最紧密的问题，把先后次序排清楚，再单独找人调查了解情况。医院成了公司的“战略部”，柳传志最终逆转局面。

　　今天的联想大厦已没有那么容易倾覆，柳传志说，“足以从容应对”。他坦言，最难的时刻已经过去。

　　坐在屋子里，感觉和天下有一种连接

　　联想最难的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IT行业正剧烈地变化。PC机装上了486处理器，美国软件来到中国，刺激着本土青年拥抱科技时代的神经。

　　那年，15岁的王小川去了一趟北京。清华附中在全国招实验班，他去参加竞赛。

　　这个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少年有着一份“天才”履历——高中获得杨振宁颁发的“伊利达青少年发明奖”；高三进入中国信息学奥林匹克比赛国家队；之后拿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被点招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王小川的办公室在“宇宙中心”五道口，搜狐网络大厦从7层往上都属于搜狗，他是CEO。

　　他今年40岁，生活半径自18岁考入清华开始，就没离开过五道口，衣食住行都在这里。

　　大学时期，他没想过自己会参与到一场信息革命里。第一次收发电子邮件，他发给远在加拿大的表哥，一两天后收到回信。表哥只起了个开头，后面就只有“哈哈哈哈”几个字，他看到了，也跟着乐。

　　“就是很喜悦的，内心很激动的一件事。你坐在屋子里面，感觉和天下有一种连接。”他的QQ号是五位数，2开头的。互联网带来的变化，对他的冲击很大，“突然世界就不一样了”。

　　清华计算机系往宿舍楼拉了一根单独的网线，搭建了自己的论坛“酒井bbs”。因宿舍楼编号是9号，“酒井”谐音"9#"，因此得名。

　　“酒井”上说“贵系”，实际指本系，也就是清华计算机系。这些至今在互联网社区里流传的梗，王小川见证了它们最初的诞生。有人到“水木”上问其他系同学问题，结果把问题和答案一起复制回来贴到“酒井”上，没有把敬语的称谓改掉，本系就成了“贵系”。

　　著名的“9号楼故事”就发生在“贵系”。9号楼里的不少人，参与了当年风靡一时的校友录Chinaren的创建。据说，陈一舟、杨宁和周云帆在清华大学旁边租了三才堂写字楼，到宿舍楼挨个敲门，寻找年级里的技术牛人，拉他们去ChinaRen做兼职。

　　王小川是其中一个，他被拉去做新闻后台的发布系统。1999年，24岁的杨宁给21岁的他发工资，一个月8000块。

　　波澜壮阔的互联网时代

　　ChinaRen被搜狐收购后，王小川顺理成章地去了搜狐。

　　2000年初的经济泡沫，搜狐未能幸免，最初加盟的同事有些离开了，王小川没动。他一直在写程序，带着团队一起写程序。每天睡4个小时，睡在办公室旁边的单身宿舍，错过了很多个感兴趣的学生节。不管做什么产品，他只有一个想法：越快上线越好。

　　“PT23”是他在搜狐的工号，Parttime（兼职）序列第23个员工，至今未变。那时，他想继续读清华的研究生，张朝阳给他留了经理职位，让他一毕业就来公司，他履行承诺。27岁时，他成了搜狐首席技术官，公司最年轻的副总裁。

　　推出搜狗输入法后，王小川提出“三级火箭”战略——输入法、浏览器、搜索引擎。浏览器是咽喉要道，他决定开发浏览器。但张朝阳当时不认同，王小川不肯罢休，悄悄启动了浏览器项目。

　　2008年12月22日，他开发的浏览器在内部上线，无人关注，他和几个小伙伴去喝闷酒。贴了30年“天才”标签的王小川，一年晋升一级的王小川，第一次尝到凄惨的滋味。不过，不是西楚霸王到乌江边的那种惨，他形容那种感觉像“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大城市已被占领，只有留得青山在，等时机合适再回去。

　　不过，那个机会他等到了，后来的故事人尽皆知。2013年9月16日，腾讯宣布战略投资搜狗。王小川站在马化腾和张朝阳中间拍下一张合影，那张娃娃脸的表情，显得有些呆萌。这场当年被誉为“中国互联网最漫长的收购肥皂剧”也终于有了结局。

　　“如果没有赶上互联网时代，你会做什么？”

　　“我做研究啊，可能在大学里面。” 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也不错，可以做回科技人，而互联网把他变成了企业家，“我原来写得一手好代码，今天可能都快废掉了，自废最强的一门武功，要是你，你难受吗？”

　　不过，他很感激从清华到搜狐的经历，“一个懵懂的学生，就这样误打误撞地进入了这个波澜壮阔的互联网时代。”这个时代的开放性，包括给予行业的薪酬和竞争力，让他看到了一个靠知识和实力就可以自由、公平竞争的平台。

　　坚信技术的力量

　　“中关村是在2000年以后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很有活力的创业创新基地的，而这和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投资机构的到来是同步的。”柳传志说，中关村开始大规模突破，现在成为北京市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成为中国高科技的领头羊，是因为钱到了，投资者到了。

　　柳传志也曾错判过互联网的崛起。“中国的风险投资眼光开始是不够的。像阿里，我们开始看不懂的不敢投，但是孙正义看得明白，人家外国人投了，这才把我们眼光提高了，这得有一个历史过程。”柳传志坦言。

　　2000年，他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把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两块业务分拆开，各自单独上市，而他和朱立南带着人马成立了联想控股，做投资。

　　柳传志用卖电脑的钱做了3500万美元VC（风险投资）的尝试，“后边大量的国外基金也进来了，民营企业也进来了。有了钱，有了中介机构，环境一下就成熟了，给有能力的年轻人搭建更大的舞台。”

　　2014年，中关村的地标从电子一条街变成了创业大街。李克强总理在这条街上喝过3W咖啡，朱啸虎在咖啡厅里给了程维第一笔钱。尽管这里也倒下过无数初创的公司，但仍然是全国创业者的“延安”。

　　“1996年到2006年是PC互联网，2006年到2016年是移动互联网。这个结构并不天然存在，但是你是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吴甘沙说，他觉得有些事是冥冥之中——今日头条的张一鸣2005年毕业，滴滴的程维在这一年加入阿里，美团的王兴2004年从美国博士辍学回来创业……这些人的努力，恰恰踩在了时代的节点上。

　　吴甘沙也决心踩上节点。因此，当两年前一家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团队找他合作时，他毫不犹豫地跳进这个黄金坑。

　　在他眼里，中关村在精神气质上最接近于硅谷，企业家和科学家的结合在这里形成了良好的生态，他觉得很幸运，在这里找到了对技术懂行的投资人，才有了今天自己领衔的无人驾驶汽车公司。

　　在吴甘沙的理想蓝图里，城市里会有一套以人为主的慢行系统，步道和自行车享有更多路权，公共交通、共享出行和无人驾驶的汽车，会为人提供出行便利的服务。

　　“你可以把无人驾驶汽车想象成一个代驾的AI。和人相比，它至少有1000亿公里的经验，100万年的驾龄，他不自私，不疲劳，也不路怒。”

　　【群像名片】

　　创业者

　　中关村的核心是创新创业，而创新创业的主体是鲜活的人。老一辈创业者如柳传志等，或白手起家或中途下海，用自己半生奋斗促成了中国诸多行业在中关村里从无到有。如今，中关村“80”、“90”后创业者占比已超过半数，而那些由年轻人组建的初创企业和团队，力量亦不容小觑。

　　同题问答

　　●你眼中的中关村是什么样子？

　　柳传志：“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在中关村体现得非常明确，这其实也是敢为人先。

　　王小川：开放、包容和公平。

　　●这些年，中关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王小川：中关村本身就代表着科技变革，等我们做完事情跳出来回头看时，发现自己是在波澜壮阔的科技变革时代里，是一个见证者、参与者，觉得很幸运。

　　吴甘沙：中关村最大的变化是锐意求变，每一波科技革命的风口上，中关村一直是领风气之先，立时代潮头的。

　　●对于中关村未来的发展，你有什么寄语？

　　柳传志：中关村应该说前景辉煌，将来能为国家作出更大的成绩。

　　吴甘沙：我希望中关村能够至少跟硅谷并立，甚至超越硅谷，成为世界范围内人才的汇聚点，成为世界范围内原始创新的发源地。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陶若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