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好书

　　《娜塔莎之舞》

　　作者：（英）奥兰多·费吉斯

　　译者：曾小楚、郭丹杰

　　版本：理想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3月

　　这是费吉斯继《耳语者》后引入中国的又一力作，聚焦俄罗斯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由此酝酿出俄罗斯历史上的众多悲剧和史诗。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超大体量，注定了其本土历史与西化潮流的冲击碰撞。

　　俄罗斯如何在碰撞中找到自我，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和制度，是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共同疑难。费吉斯巧妙运用托尔斯泰的“娜塔莎之舞”意象解构这道难题，他的阐释为这道难题提供了新的注解。作为英国学者，他的俄文阅读能力，以及他在俄罗斯历史、文学、艺术和哲学诸多领域的纵横捭阖，都足以睥睨诸多同行。

　　《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

　　作者：李硕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2月

　　尽管人类历史上刀枪相见的时间远大于唇枪舌剑，但战争仍然被认为是政治的极端化暴力手段。该书虽然不乏野心，但却成功将生动文笔和战略战术细节考证融于一体。它的目录足以吓退那些非专业人士，但又满足了军事迷和战略游戏爱好者。小到马镫、大到朝堂政局和财政后勤，都游走于作者笔下，任其纵横取舍，几无凝滞。尽管不乏缺憾，但作者却凭借出色驾驭史料的能力完成了一场经典的下克上战役：至少在这部书中，军事史不再是政治史的婢妾，而是翻身成为政治史甚至是经济史共同辅弼的主公。

　　《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

　　作者：（英）大卫·阿布拉菲亚

　　译者：徐家玲

　　版本：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7月

　　地中海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腓尼基文明、希腊文明、埃及文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皆兴起于地中海沿岸，该区域在文字、艺术、宗教、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贡献卓著。然而，一直以来缺乏一部覆盖地中海及其周边大陆全区域的通史性著作，《伟大的海》填补了此项空白。

　　此书视野开阔，格局宏大，资料详备，讲述了从22000年前至今的地中海历史，涉及地中海周边的贸易往来、战争冲突、宗教嬗变、艺术勃兴和文明变迁。在这片文明诞生和融会之地，来自亚欧非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群交往互动，在杀戮与征伐、文明与慈悲之间，演绎了一部部波澜壮阔的史诗。

　　《宋案重审》

　　作者：尚小明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2月

　　在近代中国的重大悬案中，宋教仁案可以名列榜首，1913年的那声枪响，不仅震荡了民初政坛，更带来了系列连锁反应。围绕宋案真凶的讨论也纷纷扰扰，甚嚣尘上。为了剖开宋案之谜，尚小明几乎穷尽所有宋案史料，如其所宣称，本书中90%的档案史料都是首次披露。仅此一点，在挑动读者好奇心方面就无出其右。但倘使作者如此皓首穷经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一个教科书上早已尘埃落定的结论，并为袁世凯洗脱直接主谋罪名的话，那么它也不过仅仅是一本猎奇著作而已。《宋案重审》的真正价值在于它透过千头万绪的幽微线索，展现了民国初年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态。

　　《革故鼎新》

　　作者：杨天宏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2月

　　本书研究的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法律与政治，过去对这段历史的描述，经常粗暴地用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社会失序来概括，而事实上民国诸多根本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在这一时期奠定。

　　在杨天宏看来，过去被描绘为最黑暗的北洋时期，实际上是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建设颇具成效的时期。他从一些标志性的政治人物和事件入手，探索民初法律与政治制度建设的真实状况，提出颇多新见，比如，他认为民国的法统来自革命建国，而非清廷授权变政，“二次革命”将国民党由议会党退回为革命党等等。法政视角的引入，为我们理解早期民国史提供了新的可能。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

　　作者：齐锡生

　　版本：启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9月

　　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成为现代中国的重要转折，它不仅重塑了中华民族定义，更深刻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在1937年前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只是饱受欺凌的贫弱之国，活在帝国昔日的暗影中，但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却成为战后新国际秩序中的世界四强之一。这一蜕变是如何成就的？作者指出，关键性转变发生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间的53个月里。中国政府主动展开与美国的深入交涉，争取国际援助与合作。在胡适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在珍珠港事变前夕使中美关系发生飞跃性的质变，从而使中国从边缘跃上世界舞台的中心。

　　《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

　　作者：（法）马克·布洛赫

　　译者：张绪山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8年8月

　　“君权神授”，这既是一个专业术语，也是一个谎言。如今君权神授的观点已很难在人们心中引起回响，而几个世纪前这是一种普遍信仰。但君权究竟是如何被赋予神圣光辉的？布洛赫以英法国王宣称自己具有用触摸治愈瘰疬邪症的神迹为切入点，精准剖开了君权外面神圣的皮囊。统治者为了攫取权力，剽窃了民众信仰，将无形神灵和死去圣徒的神力加诸己身，从而打造出有形的人间活神。纵然理性的光辉已经驱散人们对国王神迹的盲信，但权力神圣化的企图却始终未变，君权神授从未退场，而是与时俱进，土地、血缘、种族、传统等都可作为原料，为权力拥有者们铸造万众敬仰的神圣冠冕。

　　《阿尔比恩的种子：美国文化的源与流》

　　作者：（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

　　译者：王剑鹰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

　　费舍尔此书是一项野心勃勃的挑战，它试图从起源上解释何谓美国人及文化精神。在混乱的文化谱系中，费舍尔检视出四种人群：清教徒、保王党、贵格会和边区人，他们都来自英国，都出于某种原因离开故土，远走异乡，但其宗教派别、社会等级、世代顺序，乃至口音、建筑和行为却各有不同。这些不同碰撞的结果造就出一个以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开放社会。美国虽然不断追求变化，但由四种人群所共同造就的自愿社会却在长期变革的历史中稳定如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不仅以自己的方式解答了美国人和美国文化的起源问题，更定义了美国自由精神的真意：多元比单一更能带来自由，而自由的基石，是自愿。

　　《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

　　作者：（德）恩斯特·康托洛维茨

　　译者：徐震宇

　　版本：六点图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国王已死，国王万岁。这两句矛盾的话如何完美统一？作者穷十年心力，揭示了王权核心之谜：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自然之身，终将朽坏，归于尘土；一个是政治之身，永不朽坏，传承永延。中古时代的君王从基督教神学中窃取了基督二体的神学理论，加诸国王身上，成就了君主国家王权的合法性。纵然在革命狂潮中，国王的自然之身人头落地，但他的政治之身却得以借现代国家的躯壳重生，延续王有双身的权力神话。该著作与其说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学概念，毋宁说是一面照妖镜，在其洞照下，王权这只不死魔物原形毕露，也迫使我们思考这只魔物如何借名为“祖国”的现代躯壳，制造出20世纪最恐怖的灾难。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作者：郑天挺

　　版本：中华书局 2018年1月

　　因抗日战争而组建的西南联大，常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是与一长串人名相联系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烽火连天，弦歌不辍——那些笃志向学的故事确实足以感召后辈学人，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与书写，又强化了其精神图腾的印象，以至西南联大逐渐被抽象化和符号化，模糊了历史的复杂面貌。

　　此书的出版，让人们重新审视当时的真实状况。作为贯穿西南联大办校始终的总务长，郑天挺主持校务与教务工作，在学校的建设与运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在联大期间鲜少间断的日记，记录了学校运营和师生管理各方面的情况，再现了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面貌和日常生活，为世人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帝国：俄罗斯五十年》

　　作者：（波）雷沙德·卡普钦斯基

　　译者：乌兰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10月

　　帝国有一种魔力，它用至高无上的权力意志消灭个体差别，将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时空的人们熔铸为名为“臣民”的整体符号。这种魔力往往会让人迷惑于它伟大的表象，忽视表象下的个人。作者试图破除这种魔力。他用半个世纪的游历，将那些荒芜破落的空间细致入微地形诸笔端，记录普通人的遭遇、记忆、生存和死亡。这并非一部苏联兴衰史，也非一部帝国知识概要，而是一部平凡个人的命运之书。那些被历史忽视的普通人，同样拥有作为人的尊严和勇气，在时间的洪流中，坚强地对抗沉默与恐惧，用自己的行动去拥抱那渺不可知却充满希望的未来。

　　《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作者：姚大力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1月

　　如果说20世纪中国史学最重要的成就是对中国文化单一起源论进行了挑战和质疑，那么21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则是渴望为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寻找一个源头。“中国”这个词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自古以来”与“以今视古”双向而行，共同打造出一个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这部著作是对这一趋势的回应，“追寻‘我们’的根源”正是一次对“中国人”起源的探究之旅。尽管在族裔叙事的主客间的关系，国族认同的自觉还是他觉上，作者仍未给出明确服众的结论。但或许这正是最吸引人之处：它是如此纷繁复杂，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承认，没有哪种理论能高明到真正定义“我们”究竟是谁。

　　《宋徽宗》

　　作者：（美）伊沛霞

　　译者：韩华

　　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8月

　　开创之主和亡国之君最能触动中国人的心结。在诸多教训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数宋徽宗。这位艺术史上的天才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毁掉了一个繁盛帝国，纵使他悲剧性的结局令人慨叹，也无法摘掉他昏君的帽子。但伊沛霞却提供了另一种视角，通过徽宗自己的眼睛看待自己。徽宗不仅是一位艺术家和失败的君主，也是一位有着个人爱好、理想和信仰的鲜活个人。放诸世界君主行列中，宋徽宗作为君主的特性也并非绝无仅有。造成中国君主特殊性的并非宋徽宗本人，而是中国的君主制度。徽宗的悲剧正在于他太富个性和理想主义，以至无法承担起一个不带个人色彩的理性统治者的角色。

　　《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编者：（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

　　译者：孙柏等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

　　巴黎恐袭、特朗普上台、右翼势力兴起，一系列事件让上世纪末初具轮廓的危机成为最真切的现实。假想的“历史终结”没有到来，“文化之争”的逻辑在今天取代了冷战的敌友划分。几年前仍有许多人觉得世界开放将成为麻烦的终结，而今天人们的热情和信念早已含混不清乃至烟消云散。

　　上世纪90年代，西方知识界曾有过一轮反思全球化的高潮，今天时代要求我们再次检视自己所处的世界。此书可谓应运而生，15位思想家从不同学科和国界出发，在更广阔的历史情境中定位时代的精神状况。它提供了一种反思的可能性：缺乏制度和文化准备的社会，如何解救自身？

　　《椰壳碗外的人生》

　　作者：（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译者：徐德林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

　　安德森及其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是民族主义研究、区域研究的一张名片。其自传为我们呈现了他的生活轨迹及背后的大历史：生于中国；辗转于美国等地；而后赴康奈尔大学专攻印尼研究；此后由于被印尼政权驱逐的经历，他被迫走向多元化。

　　安德森经历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真正解放的年代，在专业主义和学科区隔之前完成深造，使他既有幸免于其形塑，又敏于其变迁对于人的印刻；既明了民族情感走向简单的危险，又不轻视民族主义和全球化应有的深刻历史解放潜力。今天读者身处完全不同的学术及生存环境，但依然将从安德森的经验和实践之中受益良多。

　　《当经成为经典：现代儒学的型变》

　　作者：任剑涛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4月

　　长期主导中国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儒家，自清末以来失去了政治上的倡导和维护。从那以后，传统儒学终结，现代儒学的时间开启，海外新儒学亦应运而生。最后登场的“大陆新儒家”则试图重构或绘制政治蓝图以期影响政治制度设计。纵观现代儒学，崎岖波折，难以自主。任剑涛通过梳理儒家在国家、社会和个人等领域的演变及境遇，对现代儒家的设计和方案进行了政治学的学理批判。将来中国要继续处理“现代性”这一基本议题，成为更加现代的国家，儒学更重要的议题是怎样作为一种“经典”资源，回到社会思想领域，参与历史进程，而不是重返“经”的状态以统一意识形态。

　　《年羹尧之死》

　　作者：郑小悠

　　版本：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3月

　　受影视剧影响，我们对年羹尧这个名字都不陌生，但要说起他具体的功业和死因，又几乎一无所知。本书恰可帮我们解惑，这本书简单扼要，又不失细节地把年羹尧的身世与雍正的关系，及诸多死因一一道来。在作者笔下，年羹尧空有赫赫战功，却不明朝堂险恶，处事骄横跋扈。而雍正为巩固皇位，对年羹尧一忍再忍，终于在规劝无效后下了死手。作者在行文中不偏不向，给读者留下自行思考的空间。

　　相比于同类书，《年羹尧之死》有两大特点，一是严谨，二是流畅。这是因为，作者郑小悠不仅是北大历史学博士，还有着长期创作网络小说的经验，这使她成为写作历史通俗作品的最佳人选。

　　《心灵革命》

　　作者：（美）李海燕

　　译者：修佳明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

　　我们往往将“爱情”视作一种私密体验，而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恋爱却成了相当轰动的公共话题和事件。作为一种观念的“爱情”，不仅是个性解放的先导，也与妇女解放、启蒙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叙事密切相关。

　　李海燕这本《心灵革命》因出色地剖析了中国200年来的爱情进化史，曾拿下2009年美国亚洲学会的列文森奖。作者透过文本细读，指出“多情人”、“浪漫派”、“儿女英雄”这类“爱”的叙事如何催生了现代中国的主体性。从儒家理念中无性化的道德的“情”，如何转向浪漫爱、性欲和爱国热情？《心灵革命》一书给出了新颖而深入的解答。

　　《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

　　作者：温春来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

　　这不是一本通常意义上的历史书，它兼具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属性。作者温春来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长期关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权力结构、民族认同、移民运动等问题。

　　这本书通过大量文献、口述材料，呈现了民国几位“夷人”精英争取民族平等地位的故事。他们走出大山，接受高等教育、参与公关事务，力求让自己的民族在“五族共和”的格局下，取得一个合法地位。全书最后，作者追溯西南君长国的兴衰，解释西南融入中国行政体系的过程及“彝族”的由来。因此，和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被真正纳入中国的行政体系，其实是1949年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