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里的洋人 十里洋场一朝梦

　　1927年，北伐军武力接收九江、汉口租界后，兵锋直指上海。英国为保卫上海租界，从本土、地中海和印度各抽调一个旅，移驻上海。英、美等国还制定了多种应对方案，包括将上海变为国联管理下的“自由市”，保持中立；或在工部局增设中国董事，让华人参与租界管理。上海租界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之重，由此可见。

　　在西方人看来，以外滩为代表的上海租界，原本只是一片被中国人废置的沼泽，是他们花了几十年时间，在那里平地起高楼，设立自治的市政机构，修建公共设施、兴办企业，将上海带动成为一座现代化都市。在作为“国中之国”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大多数西方人过着比在欧美故乡更有前途，也更加舒适的生活。

　　到租界发财

　　名副其实的“冒险家乐园”

　　经过晚清的发展，到民国时期，上海已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枢纽，其对外贸易额几乎相当于汉口、天津、广州等其他六大港口的总和，西方银行的中国总部也全部设于上海。由此，租界里遍布着发财机会，吸引着西方青年前来“淘金”，是名副其实的“冒险家乐园”。

　　按照熊月之等学者的统计，上海外侨数量，1915年不过2万人，1931年就达到6万人。1937年淞沪会战后，不断有日本人进入上海，1942年的外侨总数一度超过15万。二战结束后，大批外侨归国，至1949年，上海外侨只剩下不足3万人了。

　　外侨来自英国、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葡萄牙、比利时，乃至印度、越南、朝鲜等58个国家，从事外交、经商、传教，以及警察、医生、记者、巡捕等各种职业。熊月之主编的《上海的外国人》中，对他们在上海租界中的情况，作了大致介绍。

　　英国人是上海租界的传统“霸主”，早在1871年，他们已在此开设了221家公司。很多英国青年在上海寻求发展。路透社记者爱德华·沃德于上世纪20年代从伦敦来到法租界，他发现工资翻了一倍，生活费则只需要过去的一半。英籍犹太人艾里·嘉道理1880年到上海，先是受雇于犹太人开办的沙逊洋行，后来他靠500美元起家，成为上海有名的银行家。

　　在上海，英国侨民的生活让本土人嫉妒，汉学家L·A·里奥即说，“上海的英国居民是一群被帝国宠坏了的人。除了一些土地所有者缴纳少得可怜的一点地税，他们既不向中国，也不向英国纳税。他们享受英国法律和外交庇护，得到英国舰队（甚至有几年再加一支专门卫队）的保护，而所有的开销他们都推给英国纳税人，自己分文不付。”

　　20世纪30年代后，美国人在上海租界的地位开始重要起来。1936年，这里聚集了3700名美国人，占全部在华美国人的1/3。他们之中，吉米·詹姆士在华北步兵团退役后，在上海开了几家饭店和一家游乐园。冒险家埃里克·施密特到上海后，也决定留下“碰碰运气”。

　　同样为寻求就业机会，日本人一批批来到上海，成为人数最多的外侨群体。他们之中，既有人管理着横滨正金银行、三井银行、日本邮船等租界里的大型企业，也有人在虹口、闸北经营着饭馆和商店。1940年，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工厂、商店等达到596家。

　　在租界里，还有两个特殊的外侨群体，即流亡的俄罗斯人和避难的犹太人。十月革命后，数以万计的反对者流亡上海，他们被苏联剥夺国籍，聚集在法租界。这些俄侨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甚至不乏杰出的医生、工程师和艺术家，把霞飞路建成了上海的“涅瓦大街”。而避难上海的犹太人，也相继建起自己的教堂、学校等，生活相对富足。

　　在租界享受

　　洋人舶来娱乐产业

　　西方侨民在上海奋斗，更在上海享受。如研究上海英国人的哈瑞特·萨金特所说，“在英国受雇的年轻人被派往中国工作4年，他们能在商行和其他驻华机构内得到一份美差。那些有能力、有教养的人很快就会融入圈子，了解这个城市的政治内幕。他们轻而易举地跻身上海总会的长吧台，坐在光洁的凳子上一边饮酒，一边发号施令。”

　　这里说的上海总会，又称英国总会，它和德国总会、法国总会等都是租界中最高端的社交俱乐部。其中，上海总会新大楼启用于1910年，由英国著名建筑师设计，采用当时少见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包括地下室在内一共六层，是租界内最豪华的建筑之一。一楼酒吧中30多米的吧台，号称世界最长，通常年长者坐在左侧，年轻人坐在中间和右侧。

　　法国总会在“一战”后迁入德国总会旧址，重新装修后，大厅中安上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双螺旋楼梯。总会里设施众多，包括台球房、阅览室、酒吧、烤肉餐厅、赌场、舞场……以及一个巨大的游泳池，配备有可拆卸的阶梯座位，最多时容纳了1000名观众。任何国家的人想进入法国总会，都必须经过管理委员会许可，以保证这里的“上流”属性。

　　当然，租界中也有下流的娱乐场所。旧金山的资深鸨母雷西·盖尔，她在上海开办的Line极负盛名。Line里摆着明清家具，铺着波斯地毯，雇佣外国女人，供应法国香槟。美国记者珀西·芬奇曾对一位红发女郎念念不忘，“她在光洁的台面上跳着大腿舞，将香槟酒瓶抱在裸露的酥胸前，光泽动人的红发垂向粉红色的脚指甲……”后来美国传教士乐灵生在公共租界内发起道德风化运动，迫使工部局关闭了一批妓院。

　　西方侨民同样喜欢户外运动。1920年，租界中2万多名侨民，可以使用的体育场地在2000亩以上，而当时上海华人比侨民多150倍，能使用的体育场地不足租界的1/10。很多体育运动，比如赛马、赛艇、田径、网球、板球等，都由西方侨民带到上海。

　　西方侨民纵马狂奔，曾是上海极为常见的情景。在赛马学校工作的索瓦罗夫，1929年甚至骑着一匹白马，用16天时间，在上海、南京间跑了一个来回，全程700英里。上海最大的一个跑马厅设在公共租界的中心位置，占地400多亩，每年春秋两季举行3至4次大规模赛马赌博，观众自由下注。此外，上海侨民还定期举办“史考托杯足球赛”、“上海万国竞走赛”、“上海万国越野赛跑”、“上海万国足球锦标赛”等赛事。

　　公园是西方侨民参加体育运动的主要场所。虹口公园是十几座租界公园中规模较大的一个，那里有网球、足球、高尔夫球、游泳池及田径等各种设施，仅1923年，就举行了20场小型运动会，以及405场足球、曲棍球比赛。在1928年以前，公共租界中的公园大多数时候都不向华人开放，日均游客尚有约1.5万人。这意味着，居住在上海的每个外侨，平均每两天就要在公共租界里逛一次公园。

　　按照西方法律，侨民在星期天休息，比中国人有更多的娱乐时间。以至有中国人特别为此赋诗：“不问公私礼拜虔，闲身齐趁冶游天。虽然用意均劳逸，此日还多浪费钱。”

　　离租界而去

　　属于西方人的上海史终结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西方侨民的宁静被打破。日军占领上海之初，为维持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并没有顺势接收全部租界。此后数年，上海租界成为所谓“孤岛”，侨民生活得以暂时维持原状，比如下班后的晚上，还能到上海总会喝上一杯红酒。

　　日本学者高纲博文在《战时上海》一书中，研究了上海在日军统治下的情况。按照他的记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公共租界，美、英、荷等国使馆人员随即被软禁，并将以上各国侨民的企业、银行、房屋等作为敌产没收。西方侨民被要求，13岁以上者必须佩戴写有A、B、N、X的袖章，分别代表美国、英国、荷兰和希腊等国家。这些西方人被禁止进入酒吧、剧场、电影院、跑马场等娱乐场所。

　　进入1943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对敌国侨民的政策转向严酷，把上海的6000多名西方人关入了9个集中营。日军只允许侨民携带4件行李，包括1套铺盖和4个皮箱，里面除了衣物，还要装上4天的食物。侨民们原以为战争会在数月内结束，谁知一打就是好几年。艾佩琪留下一本日记，记录了她所在龙华集中营的情况，“恶臭、苦闷、严寒的冬天，令人窒息的夏天，喜怒无常的日本兵，还有同样难以捉摸的狱友。”

　　侨民在集中营中被安排从事种植蔬菜、饲养家禽、打扫厕所、手工劳动等工作，上海天主教的大主教Auglican甚至被要求去清理下水道。在战争末期，集中营中缺少水、食物、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物资，被关押的侨民忍饥挨饿，健康情况被长久损害。

　　等到日本战败，重获自由的西方人才发现，街道被战火摧毁，租界被中国收回，过去的一切都成历史。首先，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4月，7万多名日侨被遣返回国。之后，被释放的西方侨民，不少也陆续归国，开始新的生活。

　　几年后，上海再逢大变。英国人对上海怀有最深的感情，他们曾想，“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会放弃上海。作为社会群体，我们感到这里是自己的家，而对于我们，这里不仅仅是个贸易的场所。”然而，侨民们最终不得不彻底远离上海，并丢掉大多数财产。至于租界中的标志性建筑，汇丰银行成为市政府办公地，怡和洋行变为上海外贸进出口公司，华懋饭店和汇中饭店合并，改名和平饭店……属于西方人的上海史，至此终结。

　　□杨津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