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之眼 西方画报里的中国与中国人

　　1842年5月14日，伦敦大街上一支举着“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30 engravings,6 pence（《伦敦新闻画报》，30张版画，6便士）”广告牌的200人队伍引起了围观。这期报纸创刊号拿下了2.6万的不俗销量，至1863年已达30万。要知道当时日报排首位的《泰晤士报》的销量也只有7万份。

　　九个月后的1843年3月，巴黎的《画刊》（L'illustration）以1.6万份的成绩创刊，它是法国第一份刊登照片的报纸。1907年，它又成为世界上第一份刊登彩色照片的画报。

　　两份画报的轰动效应很快引来大批跟风模仿者，仅创刊就表明效仿两者模式的有：1843年在德国莱比锡创刊的《新闻画报》、1857年在纽约问世的《哈珀斯周刊》，1873年在米兰发行的《意大利画报》。伦敦的《图片报》在1869年12月4日创刊伊始就将《伦敦新闻画报》作为超越对象。众多极富视觉冲击的大幅单页和对开版画及活泼的版式，给《伦敦新闻画报》造成了不小冲击。

　　这些画报图文并茂的报道方式，一改过去新闻报业以文字为主的呈现形式，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视觉转向。不过进入20世纪后，《泰晤士报》《费加罗报》《纽约时报》等传统报纸也纷纷插图化，特别是摄影技术的不断普及，画报在图像上面的优势逐渐消失，《图片报》《画刊》《哈珀斯周刊》分别于1932、1955、1957年停刊，《伦敦新闻画报》则苦撑到2003年才终刊。

　　1858年，《伦敦新闻画报》特派画家沃格曼惊讶地发现，广州人“喜欢用《伦敦新闻画报》装饰墙壁和平底帆船”。1872年，另一位特派画家辛普森在北京的大街上发现了《伦敦新闻画报》的售卖广告，上海的乌篷船内壁上也贴得满是《伦敦新闻画报》的信息，让很多人误认为西方画报很关注中国。

　　的确可以说是西方画报催生了中国画报，著名的《点石斋画报》不单灵感来自《伦敦新闻画报》，还直接照搬了不少插图。中国首份幽默刊物《论语》对英国《笨拙》的模仿更是深入。可如果从全球视野看，或者完整翻阅一种画报，我们就会发现西方人关注的中心还是他们自己，即使中国最受瞩目的庚子年，英国人显然更关注南非的布尔战争，法国人更上心中非殖民地的事情。

　　即便如此，西方画报留下的数据库级影像和报道，为我们重建近代历史场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细节，也给我们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大量完整鲜明的案例。至于木板印刷的精美版画，更是艺术从业者最佳的样本。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西方画报对晚清中国的观察和报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局变迁在不断调整视角和姿态。因而，晚清时期西方画报对中国的报道，也可以根据几个重要节点划分出四个阶段。

　　第1阶段

　　对神秘的东方充满好奇

　　1842-1856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西方世界对神秘的东方国度充满了好奇，猎奇心态浓厚。需要指出的是，猎奇、异域的视角一直贯穿画报的始终，只是后面的阶段有所减弱。

　　这一阶段，各家报纸在中国还没有通讯员和特派记者，当时中国还比较封闭，外国人很难进入。法国《画刊》在1846年8月22日的文中就列出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法国工商业代表埃德先生戴着假辫子，穿上中国人的衣服，才躲过中国官员的检查，进入苏州城考察。因此，画报使用的多是二手资料。

　　创办人的价值取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伦敦新闻画报》的创始人赫伯特·英格拉姆（Herbert Ingram）印刷学徒出身，经营过报摊，懂得报纸销售，尤其擅长猎奇、追热点。他敏感地捕捉到，《南京条约》的签订必然给英帝国带来巨大商机，中国版画定会深受英国中产欢迎。《画刊》的创办人查尔顿是法国著名记者、作家，与雨果关系非同一般，他对销售的操作不如英格拉姆，但文学品位高于前者。

　　这一时期，《伦敦新闻画报》大篇幅报道了中式床、利物浦的中国青年、裹小脚、“耆英号”兵船上的中国武术表演、到奥斯本宫做客的中国家庭、德鲁里巷剧院里上演的“飞刀”节目。法国《画刊》也关注到出国青年、裹小脚、茹浮华巷上的清朝矮人等，但更多介绍了中国城市与文化，并更进一步赞许：“但也不能由此认为中国人和亚洲其他民族一样，充满奴性。抛开帝制这个因素，中国人和我们一样，崇尚自由的思想。”“人民遵纪守法，服从政府的统治，这让人联想到父权制和封建统治的美好时代——那时的主人和仆人经常同吃同住，与我们如今因学历和财富的不同而产生的地位差别比起来，那时的社会似乎更加平等。”（《画刊》，1852年11月6日）

　　第2阶段

　　对中国的印象大打折扣

　　1857-1890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到长江教案前夕，西方媒体开始近距离观察中国，对中国的印象也大打折扣，但对已属强弩之末的清帝国的最后安静仍充满欣赏。同时博览会、中国大使的着重介绍也表明中国在稳步地走向世界。

　　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西方人在沿海和北京获得了居住权。1857年3月，《伦敦新闻画报》第一个特派记者沃格曼抵达中国。沃格曼留下了数十篇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手珍贵资料，不单是中英参战人数及伤亡情况、攻克炮台名称及数量、火烧圆明园这些战争报道，还有各地风情民俗——香港跑马地、大禹陵、北京马车、潮白河上溜冰的小孩、中国春节等等。

　　而法国《画刊》则将多名士兵、普通军官发展为通讯员，黎峨将军秘书、甚至黎峨将军本人也为其提供插画。同时《画刊》总编与政府高层保持着密切沟通，重要战役、签约仪式等关键时刻均派插画师、摄影师跟踪报道，至今读来仍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亲王脸色看起来很差，似乎急于将条约签完。他看上去至少有30岁，而实际上才不过25岁。从气色来看，他的身体似乎已经被鸦片和淫欲掏空了。他穿着极其简单，帽子上的顶戴花翎黯淡无光。此外，和所有漂亮的清朝官服一样，他身上暗色的丝质长袍上，双肩、前胸和后背上都绣着色彩鲜艳的龙。脖子上垂下来的朝珠，说不清什么材质，闪着仅有的微弱光芒。”

　　随着这些特派记者和通讯员的出现，画报对中国的专题报道显著增加，如赌博、城市街道、剃头、天坛等，较真实地记录了已属强弩之末的中华帝国的最后光芒。这样，很多旅行者尤其是耶稣会教士曾写的关于清朝的奇迹都大打折扣，但对清帝国的最后安静仍然充满欣赏，以至于不愿打扰。“在习俗上，清朝与欧洲没有丝毫相似之处，所以应该尊重它的本来面目，不要试图把它同化成任何其他事物。”（《画刊》，1858年5月22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中国使馆及博览会有不少篇幅表明，画报开始关注这个古老国家迈向世界的过程。对中国大使和使馆厨师、仆人，法国人充满了热情，并对使馆人员的素质、技艺高超的建筑师和工匠建造的世博会中国馆大加赞赏，给足版面（头版）和尊重：

　　“公使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简单，每天八点钟起床，由仆人伺候更衣，然后喝茶、抽烟、听翻译读报。他们选择的报纸都是巴黎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关于自己的报道，甚至会觉得世上有趣之事莫过于此。有时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评论，他们还会忍不住哈哈大笑。当然，那些评论基本上都是善意的。”（《世界画报》，1869年1月16日）

　　第3阶段

　　从神秘国度到野蛮国度

　　1891-1901年，也即从长江教案到庚子事变期间，西方画报主要聚焦三个事件：“长江教案”（1891年四五月间，九江、宜昌、扬州、芜湖、无锡等地接连发生焚烧教堂、杀害教士的事件）、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它们对晚清的印象也从神秘向野蛮过渡——百姓野蛮、官员狡诈阴险、政府缺乏诚信，国际地位一落千丈。除去甲午战争，画报几乎都在讲述百姓如何野蛮、官员如何阴险。

　　针对长江教案，《小日报》首次出现了中国的彩色图像，且是两个大版，应该是强烈谴责了。“他们先用钩子互相练兵，互相残杀。按照惯例，他们先从基督徒下手。我们的图画中就展示了这一恐怖的场景，而这帮中国人就是这场屠杀阴险的制造者。不过，他们也自相残杀，以便给自己的祖国减轻过重的人口负担。”（《小日报》增刊，1891年12月19日）

　　接着就到了甲午战争，《小日报》（增刊）仅刊登了4张中国影像，其中一张是一幅日本画。“过去，只有少数的饱学之士才了解日本人创作的珍品。如今，这些矮小的黄种人不仅令他们的邻国大为震惊，也惊动了全世界的人民。”（1894年10月29日）关于甲午，在其他非彩色法国画报中也可看出法国人对日本的极力赞美与推崇。之前很多学者认为是日本的战争营销做得好，其实法国人帮助日本训练军队及警察的因素可能更重要。“我们了解日本的进步，尽管看到我国的失败，日本还是要求我国军官在战后为其训练一支军队。”（1895年1 月6日）同时法国人也不忘拿中国人自己的画讥讽。

　　最后的庚子事变基本是加强版的长江教案，无论是法国画报，还是意大利画报，陈述的都是义和团的各种“野蛮”，以及如何惩治义和团以拯救传教士和使团人员等。意大利总共派到中国大概二千人，却刊登了50张大幅彩照。可见庚子事变对欧洲冲击之大。

　　关于李鸿章的报道，西方则将李描绘成玩弄权术的丑陋小人。而19世纪70-80年代，李可是与格兰特比肩的挽救民族国家的大功臣，“在清朝，没有谁比他更杰出、更有权力、更懂得处理外国人事务。”（《远东》，1876年9月）不过即便庚子战败，画报对于李，也可以说中国仍存有一丝敬重和惋惜。除去法国，由于帮日本训练了军队和警察，大家都不太认为日本能战胜中国，所以留下了很多大捷的中国画报。

　　第4阶段

　　走向现代的中国

　　1902-1911年，从两宫回銮到辛亥革命前夕，这十年，画报分量最重的无疑是日俄战争，但除了中国风景及少量中国人的身影外，我们几乎看不到其他中国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画报有意识地突出了中国现代化这一主题。

　　对于到法国参观学习、受到总统接见的改革代表团，《十字架画报》给了整版报道，称“仅仅在几年前，我们还同意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墨守陈规、思想僵化、被2000多年传统和习俗禁锢的民族，而如今事情已经不再如此。大家一致认为：中国觉醒了。既然中国龙已经苏醒，‘黄祸’可能就不再是一句空话了。”（《十字架画报》增刊，1907年4月7日，星期日，第328期）

　　“几周以来，一个中国使团游历了法国，参观了我们重要的港口、兵工厂及工厂……市政代表引导他们穿过市政厅的各个房间。当路过议会厅时，使团的一位成员突然走上主席台，微笑着发表了一番有趣的演讲，受到了大家的好评。中国人真是爱开玩笑！”（《小巴黎人报》文学增刊，1906年5月20日，星期日，第902期）这样的报道也显示出友好亲切。

　　西方的许多描述，尤其是对历史现场的观察，对历史参与者表情和心理活动的描绘，是中国历史资料最欠缺的部分。正是有了这些速写和文字，我们还原历史才有了更多可能。不过，如果就此认为西方画报认同中国的现代化，显然操之过急。匪患、抢劫的报道也占很多篇幅。1907年北京-巴黎的汽车拉力赛，不论是法国，还是意大利、英国的报纸，均给了不少版面。

　　进入20世纪，随着电报、电话等通讯技术以及轮船、火车等交通工具的进步，特别是便携盒式相机的普及，西方画报对中国的认识也越来越时效、立体、鲜活。

　　由于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增大，《伦敦新闻画报》摄影师只得选用傻瓜相机，同时缩减专栏和文字解读，以求时效性，因此画报慢慢成了摄影周刊。不过《伦敦新闻画报》《画刊》在20世纪20年代仍有不少关于中国的高品质照片和报道。但这只是最后的辉煌，30年代便开始有画报停刊，四五十年代更是大批凋零。至今它们中的绝大多数还躺在欧洲的古旧书店、或者乡村图书馆中，等待着被发现。

　　□赵省伟（画报收藏者、“西洋镜”与“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丛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