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莫非人只有和人在一起时才会孤独

　　呆瓜说了，死胡同和万里河山是一个东西。

　　呆瓜说了，如果木头不够长就用火焰接上。

　　呆瓜说了，不是情况太复杂也不是情况太坏，是情况没了。

　　呆瓜坐在园子里一冬天不眨眼不吭声。 ——莫非《呆瓜传》

　　莫非是谁？今天恐怕没有太多人知道。虽然多年前，“莫非”这个名字也曾在诗歌界引起过震荡，但这些年，作为诗人的莫非实在是过于安静，好像不曾存在过。

　　直到2018年，某种因缘忽然降临在莫非身上，有三家出版社分别在推他的作品。作家出版社推出他的诗集《我想你在》，北大出版社推出他的摄影集《风吹草木动》，最近乐府文化和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他的三本小书《逸生的胡同》《芄兰的时候》《一叶一洞天》。很多刚认识莫非的读者读了他的作品，觉得纯净自然，充满了无法言说的触动。而过去曾读过莫非诗歌的人则恍然惊觉，原来这个莫非就是那个莫非！他终于又开始写诗了？

　　其实莫非一直在写。在争议之中写，在人群之外写，在书房里写，在野地里写，不动声色地写，不管不顾地写。

　　记者揣着莫非的几本新作和早已绝版的旧作去了他的家里。我们从阳光大好聊到夜色昏沉。莫非似乎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了，这些年和他说话的，都是野地里的一草一木。

　　写诗，是为了跟自己说话

　　多年前，莫非写过一篇名为《遗嘱》的诗：

　　“生与死仿佛木桥与流水，相遇又错过。/这是命中注定的时刻。/我没有值得留下的遗产。/连我的孩子也都在我的心中先后病死。/我的最初的哭声预言了我的一生。/……忘掉我。/我的坟前不要竖立墓碑。石头会被风化。/把我的祭日从挂历撕去。/死亡如此清晰，生命却是那样模糊。/人啊！你好像坟头的轮廓！/心啊！你仿佛墓穴的外景！/至于我的葬礼需要开始那就开始好了。/不要等我。/真的，这是最后的请求。”

　　诗写完后便被莫非丢在了一边。大概是1985年的秋天，这篇《遗嘱》随莫非的朋友马德升去往远方的瑞士，经他推荐给博洛尼亚大学的诗人和汉学家鲁索，编入《中国当代十人诗选》。1986年底，又经由马德升从巴黎寄给远在美国的严力，于1987年刊载于他在纽约创办的中文诗歌杂志《一行》上。再后来，2009年初，《遗嘱》被张清华辗转收入《中国优秀诗歌1978-2008》中，并引起一场迟来的讨论。

　　和许多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孩子们的命运相似，莫非在五六岁时就因为“成分问题”随父母下放到河北太行山的一个山沟里，一去十二年。关于这段经历，他不想再去细说，只是说这对他后来的写作有着致命的影响。因为那时候他和全世界都说不上话，只能和自己说话。对他而言，写诗就是跟自己说话。

　　很多人和莫非说，这首《遗嘱》像是一个老人所写。这诗里的生死是如此彻底，它让人感到了痛。人们认为这是莫非的代表作。但莫非觉得，这首诗太过“成熟”，它写在不正常的阶段，是一首不太正常的诗，如今他不会再写了。

　　和草木的亲近是必然

　　看着莫非的眼睛时，会觉得里面有一种很坚硬的遥远的东西。

　　莫非生在岁末最后一天。如今已是2019年，他58岁了。在这将近60年的时间里，莫非写了40多年的诗，做了3年多的园丁，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拍摄植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24岁之后就再也没有做过正事儿”。成为园丁是偶然，和草木的亲近则是必然。文革前，他家在北海，到处都是植物，后来他被错置的命运抛到了山里，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也都是在野地度过。

　　1991年，他完成了一本诗集《词与物》，大都是一些坚硬的探讨诗歌本身的“元诗”。它们和莫非后来的诗很不一样，充满苦痛。那是他拼命钻研哲学的时候，刚刚从贫乏的流放之地归来，对书籍充满了饥渴。困惑像石头一样刻进他沉甸甸的诗歌意象和情绪里，也记录了他最为苦闷的一段时期。莫非现在觉得，它们“非常冷漠，几乎没有情感活动”。

　　情感的涌入发生在莫非接触摄影之后。“我写诗写了那么久，写到了瓶颈阶段，然后就想换种方式来写诗。也想过转向绘画，但我觉得这件事我做不来，还是选择了摄影。”

　　莫非曾经工作的单位，就在紫竹院公园的边上，这给他提供了一些便利。每天工作之余，他背着相机在园子里转悠，四处找寻那些不起眼的植物。他觉得，“如果连身边的事物都搞不清楚是什么或者忽略不计，那所谓的远方、西藏、非洲，也没有什么意义。”后来，他从北京马路牙子上的野草拍到南美安第斯山区的野花，见过了更广阔的世界，却还是倾心于身边的野花野草。他走路时习惯看脚下，一旦发现目标，便会弯腰屈膝，甚至匍匐在地。

　　某个冬天，莫非在紫竹院发现一片天目琼花的枯叶。这枚几乎落败的枯叶在寒风中瑟缩、震颤、破碎、消逝，他受到了震动，决定用相机记录它。用了两个上午，他拍摄了这片枯叶坠落前的81个瞬间，之后又为它们写了81首诗。

　　莫非的诗歌写得越来越具象，也越来越温和可亲。年轻时的漫布在诗里的那种痛苦的感觉在逐渐稀释。

　　■ 对话莫非

　　“知识分子的傲慢，很蠢”

　　新京报：谈谈你的摄影吧？

　　莫非：在我看来，大自然是一本真正值得阅读的、完美的书。我拍摄植物的时候其实有些贪婪，总觉得没有真正抓住它们的灵魂。植物不是人，你可以摆弄人，和人进行沟通，但你无法告诉一片枯叶你的想法。风与光怎么构图，你就怎么构图。

　　有一年春天，我在北京的山区拍摄野生植物，遇到一位六十多岁的牧羊人和他的三十几只山羊。我向他请教一种百合科植物玉竹的当地俗称，他用手一指：“铃铛菜啊，这草药山里有的是。”其实牧羊人所知道的知识远远超出社会既有的想象，我从小和农民在一起，体会很深，但社会评价体系不同。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对知识分子的傲慢持讽刺态度，我觉得知识分子的傲慢，是很蠢的。

　　新京报：这让我想起，1999年末中国诗坛爆发了一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对此，你和树才、车前子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引起不少争论。但此后你似乎再也没有写过关于“第三条道路”的文字。

　　莫非：那是我40岁之前干的事。那时我还有些兴趣去争论这些，现在没有了。我主要是觉得“知识分子写作”这个事很荒唐。我觉得世界上只有一种写作，那就是最好的写作。牧羊人写了一首很好的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写作呢？难道是牧羊派吗？所谓第三条道路，我认为是每个人的道路，而每个人的道路，也必须是最好的道路。

　　后来由诗人潘洗尘牵头，又搞了一个诗人公约，其中一条是“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提出这条也是因为有些所谓的诗人写到植物的时候完全是五谷不分。我觉得，除却一些特殊的涵义，像“珠穆朗玛峰下有一棵树”这样的诗句是不合格的。不应该只写一棵树，它们应该有名字。诗人对植物了解得少情有可原，但不能总是语焉不详，因为诗人是在从事一门极致的语言，这样说不过去。

　　新京报：再继续谈谈植物？

　　莫非：我和人打交道的时间很少，年轻时多一些，现在越来越少。我觉得在野地里和植物的交往比和人的交往更有意味，更鲜活。我也不养宠物。因为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讲，动物和人很接近，所以我才会说，给我们带来愉悦的大多是植物，带来麻烦的都是动物。当我和植物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将我的直觉无限放大，我变得不是更孤独，而是更广阔。自然给我带来了更广阔更纯粹的关系。和动物相比，植物更有愈疗的作用，它是寂静的。人会跟阿猫阿狗大喊大叫，但不会跟苦瓜大喊大叫。人只有和人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孤独。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