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 “文化至上”不过是一种傲慢的偏见

　　特里·伊格尔顿的《论文化》是一本“写给普通读者的文化批评作品”，它既批判今天学院流行的文化理论，也不满于当下众人普遍的“文化的傲慢”，对附庸风雅的绅士们，以及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坚信者们都不以为然。这本随笔性质的小册子是一本合宜的睡前读物，对普通大众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而言都有所助益。

　　彼得·沃森在推荐语里写道：“知识分子曾以《论文化》这样的社会反思为己任，但如今已经难得一见。”尽管这美誉对其他知识分子而言或许不够公正，但如今文化批评界能像伊格尔顿这样高产而又有趣的并不太多。伊格尔顿在《论文化》中处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谈论文化与政治、革命的关系，他照旧抖机灵地说些击中要害的刻薄话，间或在他庞杂丰富的知识体系之中，抖出一些边角料和生僻细节供读者鉴赏。这本书清晰而简洁地道出了文化研究学科内部的痛定思痛，尽管并未提供什么全新的论述，但他是面向大众驳斥那些流行或正统文化认识里一犯再犯的误区，就此而言，《论文化》的书写是新鲜、活泼且有力的。

　　伊格尔顿抓住一个追问：为什么在现代，在这个常被认为是世俗的时代，文化的概念却膨胀得如此厉害？他向文化至上者抛出了一个残酷而真实的答案：文化绝非如其辩护者所以为的对现代社会起着那么核心的作用。

　　文化早已脱离固有的天真与崇高

　　当今我们谈论文化，更多地是在谈论大众文化——即便昔日的“经典”文化，如今也前所未有地为大众所取得和拥有。在谈论大众文化时，我们既是在谈论一种丰盛，又是在谈论一种贫瘠；而提及大众文化，又不免涉及背后的文化产业——恰恰是产业的物质条件使文化成为可能。伊格尔顿坚持文化所依托的物质性：如果“产业”这个词是衡量文化生产在现代文明中走得多远的尺度，那么它同时也提醒着我们产业的主要驱动力绝非来自文化。

　　回到“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伊格尔顿称其复杂度在英语中排第二三名。文化有四种含义最突出：大量的艺术性作品与知识性作品；一个精神与智力发展的过程；人们赖以生存的价值观、习俗、信仰以及象征时间；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在文化研究者看来，文化近乎等同于我们全部的日常生活。

　　伊格尔顿谈论文化时，所针对的显然是从工业时代到今天大众文化蓬勃时代的具体历史。就西方的发展脉络而言，“文化”这个词直到19世纪才流行起来，恰恰是工业文明孕育了“文化”的概念。在工业化社会中，许多东西被认为是非文化的（比如煤矿和纺织厂），尽管它们物质上是必需的，却被认为不具备精神自由的层面（或者说被认为没什么显著的价值）。当物质文明变得越粗俗，日常经验的日趋空洞、贫乏，文化的理想就会被抬得越崇高、越脱俗——19世纪柏林与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开始幻想古希腊未被污染的有机社会。

　　20世纪初，大型工业中逐渐萌芽的大众文化以全新的方式进入人们的意识，比如好莱坞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觉世界。文化的影响力几乎延展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开始与其他社会形式结合，文化与社会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看看特朗普的当选就会知道，政治逐渐变成了一件关于图像、偶像、风格和景观的事情；看看人们的“双十一”购物车就会知道，商业与生产越来越依赖于包装、设计、品牌、广告和公共关系。在20世纪中期，文化又成为新型政治斗争中的关键因素，今天的身份政治与多元文化主义也是其表征之一。

　　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的时期已到来。这时候的文化已经脱离了它固有的天真、崇高地位，它被祛魅了，如今也陷入狂热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人类学缠斗，被一般的商品生产收编，并卷入政治斗争。

　　后现代主义的无知：多元就是好

　　今天自认开明的西方人喜欢将多元文化挂在嘴边，绝大多数的文化理论也坚信多样性和混杂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应当是多样的。伊格尔顿劈头盖脸地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几乎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教条，人们注意到了多样性天使般的一面，却没有注意到其恶魔的一面。

　　在伊格尔顿看来，多样性本身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价值。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多样性与专制统治其实可以完美融合。另一方面，某些边缘文化无论如何都完全不该被推崇：人们显然不会期待有五十个法西斯政党出现，也没有人需要六千种不同牌子的早餐燕麦。不考虑实际情况就推崇多样性是虚伪而不负责任的，因其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一些生活方式非但没有价值，而且需要被彻底根除（不论代价多大），比如恋童癖团伙，或者那些将女人卖为奴隶的人。

　　不加批判地赞同边缘与少数，不加怀疑地反对统一意见和多数，二者总是齐头并进。今天我们对于集体主义的敌意也是其表现之一。团结一致并不意味着消除差异性，在伊格尔顿看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的恰恰不是多样性，而是一致性。并非所有的统一性都是有害的，也并非所有的一致性或统一意见都该被妖魔化为本质主义。相反，更大一部分的统一性应该受到热烈欢迎，比如，乞丐和银行家之间的物质不平等，这种差异鸿沟就应该被弥合。

　　另一方面，将多样性视为民主的表现，这种观念是有问题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商品更兼收并蓄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历史上没有比资本主义更混杂多样、兼收并蓄、具有异质性的生产模式，它将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杂乱无章地拼凑在一起。所有人都能够依偎在商品对歧视的鄙夷之中：不管是什么等级、什么阶级、什么种族、什么性别的人，只要他们有钱买下这些商品，商品面前就能人人平等。如今，按照自身意愿打扮和做爱的权利是被尊重的，但是拥有体面工资的权利被拒绝了；文化不承认等级秩序，但是教育体系中却充满了等级；公开侮辱少数种族群体是违法的，但是公开侮辱穷人则不会。西方大都市的自由派偏爱性试验者，却对罢工者抱有怀疑；差异性被欢迎，但血性的斗争却不被欢迎。

　　从文化上讲，我们都被赋予了平等的尊重。但是从经济上讲，差距越来越显著。如果不能有效地处理这一点，文化理论就处在危险之中。伊格尔顿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厌烦是一种普遍而有力的批评：后现代主义太过年轻，以至于他们忘记了上世纪暴力的政治运动比今天边缘群体和少数群体能做的更为有力。对于那些生活在后工业时代的人们而言，与历史经验的脱钩成了他们分析和言说现实的重大障碍，“后现代主义似乎不清楚他们的政治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他们自己的政治历史所决定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自身政治历史所缺乏的部分决定的。”

　　人类核心问题比文化更世俗

　　有一个问题是世界性的：曾经占据文化宝座的文学在今天被边缘化了。文学退出公共生活是一个现实，文学评论也从公共领域逃向了学术界。这让写作者和评论家们不得不怀疑自身的重要性。伊格尔顿没有过多地惋惜这种边缘化，他反倒觉得是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本身，给文化理论带来了更广阔的责任。用正眼看待通俗小说、电影、媒体的文化研究，将文学批评从失去社会关联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因为他们致力于研究被亿万普通人消费的艺术品。

　　然而，文化研究也在这种眼花缭乱的“创意”世界、新文化科技符号及生活方式中蹈入误区。过去我们处在一个粗糙的旧工业社会，现在我们进入披着文化外衣的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的“美学”形式从物质向非物质蔓延。然而，仅仅将目光停留在消费领域是一个巨大的误区。

　　今天中国网络上流行“隐形贫困人口”一说，“一个手挎LV最新款的CBD白领，她可能购买10块钱3件的内裤”，这样的事实并不叫人意外。这根本不是我们所独有的消费特色，文化资本与物质资本早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尽管消费领域欢迎所有人，但财富与生产领域却有着严格的分层。精神上混杂的文化由大众所共享，但总的来说，它主要还是商品形式的结果，而非真正的民主精神的结果：“这种平民主义将委屈自身，以一种妓院的精神来接纳任何一位有钱购买商品的人。”文化等级制度的覆灭受到人们的欢迎，以往的文化区隔变成了有关混杂性、融合和多样性的问题。

　　事实上，伊格尔顿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人性在走向新的千禧年时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在根本上与文化无关。它们比文化世俗得多、物质得多。战争、饥荒、毒品、军备竞赛、种族屠杀、疾病、生态灾难，这一切都有它的文化层面，但文化都不是它们的核心。”也因此，伊格尔顿非常客气地叫那些文化至上主义者“闭嘴”：“如果人们在谈论文化时不能将文化的概念扩展到更为现实的层面，那么也许保持沉默会是明智之举。”

　　撰文/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